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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证据》的论文故事
发布时间:2017-09-11 08:21:51

 

智琨 傅虹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这篇文章最初的雏形是一篇课程论文。在研究生二年级的秋季学期,笔者选修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这门课上,黄老师介绍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指导我们阅读了多篇相关论文。在阅读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重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自2012年以来,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开放资本账户以及如何开放资本账户的讨论越来越多。这些讨论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其中,林毅夫老师的观点让我们印象深刻。他认为,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开放对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直接投资对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原因在于这部分资本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能够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且,直接投资具有长期性的特点,比较稳定,一般不会突然撤资。证券投资则可能不同,它不直接投入实体经济,有较强的投机性质,短期行为严重,可能不利于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金融信贷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金融信贷需要在日后还本付息,可能存在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问题,爆发危机的风险较高。
在林老师观点的启发下,我们认为,要深入讨论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必须对资本账户进行细分,并考虑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不同。因此这篇文章将研究的问题聚焦在探讨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对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希望通过规范的实证分析为资本账户开放理论以及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争论提供现实的数据支持。
有了上述想法之后,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度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并获取相关数据。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衡量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法规的指标(De jure measures),根据一国的法律法规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度量,主要关注一国法律法规是否存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包括对国际资本流入或流出的限制,也包括从价限制或从量限制等;另一类是基于事实的指标(De facto measures),主要依据一国在不同时间段的资本流动或外部头寸状况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行度量。两类指标各有特点,为了分析全面,文章同时采用。其中基于事实的指标比较容易构造,所需数据也可由LaneMilesi-Ferretti2006)构建的EWN数据库(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database)获得。基于法规的指标数据在当时较为难找,经过一番搜索,我们发现Martin SchindlerIMF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整理出一个数据集,包含了需要的数据。我们于是尝试给Martin Schindler发邮件,说明了研究目的并表达了希望获得数据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及时回复和数据支持。在解决了数据问题之后,我们便展开了实证分析,并将初步的成果作为那个学期国际金融课的课程论文。
在课程论文的基础上,我们随后对论文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进,形成最终发表的成文。首先,进行了数据的更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李想提醒我们Fernandez等(2015)在Schindler2009)提出的数据集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与拓展,新的数据集包含了更多的年份和国家,我们于是参考Fernandez等(2015)更新了数据。其次,处理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内生性。一方面,采用System GMM方法进行基准回归;另一方面,在稳健性检验中利用了行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回归。最后,尝试了更多控制变量。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献是一支庞大的文献,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十分之多,基准回归可能存在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为尽可能处理这一问题,同时尽可能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适当引入更多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更新数据和模型设定后,我们仍然发现,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对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确存在异质性。
 
(不同类型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证据载于《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