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司法信心，重建社会信任
发布时间：2017-03-24 10:07:31
袁正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本人关注信任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200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网络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社会关系网络是我关注的一个内容，其核心主题就是信任。其二，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和信任危机等社会问题，如毒奶粉、毒胶囊、瘦肉精、地沟油、速生鸡、魏则西事件、电信诈骗等商业诚信事件频发，聂树斌案、雷洋案、暴力执法、养鱼执法、“躲猫猫”事件、“临时工”等政务诚信事件也频频出现。人们不信任陌生人，国人甚至不敢扶救摔倒老人。
把信任和司法联系在一起思考，是出于对人性的理解，“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不需要任何政府，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政府，法律都是很好的约束机制，依法治国、依宪行政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根据霍布斯主义哲学，人们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可以脱离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和防卫的自然状态。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实施法律。法律实施的逻辑是，人们应该按法律行事，否则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基于法律的惩罚可以实现信任，一般认为，法律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基础。我们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跨国数据证实，一个国家对司法的信心越高，其社会信任度也越高，对警察的信心、对政府的信心也对社会信任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WVS中国部分的微观数据也证实，对司法的信心越高，个人的信任倾向就越高，对警察的信心、对政府的信心也显著影响个人的信任倾向。
本文的投稿和发表实际上并不顺利，先后被三家期刊拒稿，也被中国经济学年会拒稿。2015年7月24日投稿《经济评论》，到2017年3月份刊出，历时一年八个月，其间，一位外审耽搁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们在和编辑的交流过程中，充分感受到编辑对稿件和作者的尊重，对作品反复审校，精益求精，这正是《经济评论》保持高水准的基础。
本稿的命运似乎反映了我国的司法实际。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国上下对依法治国、司法公正充满乐观的情绪，本文当时得不到关注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近两年来，我国的司法实践风云变幻，多少引发人们的担忧，例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等。聂树斌一案中，从真凶浮出水面，到聂树斌最终无罪评反，历时11年，阻力之大，超乎想象，最高法院被迫指定山东高院启动异地复查。雷洋案人命关天，涉案警察却被免于刑事起诉，却又传出巨额赔偿。在冤假错案、暴力执法频发的背景下，最高法院的负责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公开发言强调，要坚决抵制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旗帜鲜明，敢于亮剑，言论引发舆论哗然，质疑者表示，如果司法不独立，必然受到法外因素的干预，何以保证依法办案和司法公正。例如，近年来出现的电视认罪就与依法办案格格不入。学术无禁区，争鸣和讨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学者和媒体的职责，因此，本文获得《经济评论》编辑和匿名审稿人的青睐，同样也在情理之中。
法律是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和自由，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社会必然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人们相互提防、互不信任。在这一意义上说，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司法公正，树立司法信心是重建社会信任的有效途径。
（《不确定性、司法信心与信任》载于《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