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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与传递路径贡献率分解研究》的论文故事
发布时间:2016-12-02 08:25:49

 

卓玛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谢宇教授在《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序言中写道“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是中国30 ~ 40年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很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在发生并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比如,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等等。”借鉴国际移民研究,城乡差异变化模式决定着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着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欧美发达国家迅速完成城乡移民,在城市结构中短期复制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中很快消解;东亚后发达国家存在选择性城乡移民偏向,城市结构趋向精英化,农村移民与城市市民不存在系统差异;拉美发展中国家城乡移民趋向大众化,经济发展不能消解日益严重的城乡结构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工业化、城市化为许多流动人口提供机会争取体面城市生活的同时,中国特殊化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同样条件的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有不一样的流动情形:大部分农民工沦为城市社会底层,扮演着“铺垫角色”,甚至几代人都没有实现向上流动,而本地城市底层居民相对有更多机会实现向上流动,“中国式的社会区隔”使城市结构趋向于分化。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复制形成“城市新二元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构成方式,仅仅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管理政策难以破除,要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结构变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正是城市社会解构、建构和重构的过程,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推动“彻底的劳动力流动(空间)——彻底的职业、收入流动(时间)——彻底的社会流动(结构)”使城市社会得以重构。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是消解城市新二元结构,关注农民工代际流动性问题。
 
研究立足点的思路来源。结合宏观背景分析与主流研究,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承载着城乡二元社会分层而持续存在。代际收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是否具备机会均等意义的公平和正义,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是造成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原因,家庭背景作为提供社会资本的天然场所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分布是“先天”不公平的,从而有碍起点公平的实现,如果不能消除“先天”不公平,也不该让“先天”不公平成为“后天”的劣势。城乡农民工流动是否会改变这种劣势?本文将对此问题予以探讨和研究。
 
研究框架的思路来源。本文在宏观背景分析下确定了研究主题,具体研究框架构建灵感源自于对问卷的阅读。农民工原子化的微观个人数据获得,只有通过问卷设计、问卷调查的基础。问卷的研究设计必须建立在概念化的基础上,问卷设计目的是为了“做该做的事,提炼数据是为了证明要研究的问题。此项研究的问卷设计与研究调查面向全国,本着质量是生命的态度控制问卷质量、合理发放问卷,问卷调查结束后严格筛选问卷,问卷筛选的过程是分辨信息真伪与了解规律的过程,真实有效的问卷内容读起来有一种电影中多镜头画面感,3000份问卷筛选结束之时很多规律性的现象和群体的差异划分在心中已经了然。其中,最受启发之处:子代农民工作为调研对象,询问其父亲的收入和职业,发现子代农民工父亲有外出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也有从未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于是将总体样本收入流动性分析划分为父代外出务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和父代未外出务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对比父代未外出务工与父代外出务工不同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如果父代外出务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大于父代未外出务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充分表明农民工子代没有改变父母给他们的弱势地位,从而发现当前存在农民工社会阶层代际复制现象。
 
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思路来源。我在博士学习阶段确定了“农民工研究方向,先后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源、城市融入、留城意愿进行研究并刊发系列论文。随着对农民工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又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与代际传递”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中嵌套着职业代际传递与继承的共性。通过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代际职业传递的系统研究,最终奠定了本文代际收入流动性传递路径解析的基础。
 
在定量分析过程中,尽管对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模型构建相对容易,但问题难点在于多处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一是存在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用单年实际收入代替永久收入的偏误以及残差项中包含父亲不可观测的潜在能力的内生性偏误;二是存在父代是否外出务工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三是存在社会资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用年龄调整修正模型、Heckman步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予以处理。在定性分析过程中,坚持理论实践化与实践理论化原则,结合中国社会情境,设计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地化的定性研究框架,选择的方法与模型真实、契合”地刻画了社会现象,并将研究结果构筑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与传递路径贡献率分解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