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飞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来”战略的实施不仅使中国获得了经济腾飞的成功，也造就了中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显然，这种利用外资的方式虽然有利于短期内解决国内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但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尤其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承接国际加工制造业已不再是最优选择。再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下行严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遭遇瓶颈，通过“走出去”以开拓国际市场和寻求国内结构调整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作。在此背景下，如何能有效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并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便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选题便是基于这一经济现实，并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篇文章所关注的方向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否通过国内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进而影响利用外资？当然，本文作为尝试性研究，虽然在机制分析和指标数据选取上都遇到了较大的挑战，但均得到较好的解决。

首先，在机制分析上，由于国内外就双向资本流动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无法找到论证两者关系的理论基础。虽然有关生命周期理论、雁形发展模式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但这些早期理论研究基本都是根据一国事实所提出的定性论断，缺乏数理基础。而近年来在Melitz和Helpman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贸易理论构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微观基础，但也仅是围绕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况且，由于缺乏中国现成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数据，也使本文选择从微观视角进行研究暂时不可行。然而，通过阅读文献，我们发现，目前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结构效应和外资区位选择理论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为何不能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传导机制呢？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产业结构作为双向投资互动的“纽带”。同时，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我们无法断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利用外资的结构方向，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那么就需要系统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偏颇。还需提到的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较大，但仍未得到较为统一的结论，本文在机制分析中出于动机复杂性的考虑，对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利用外资的结构效应分别进行了考量。

其次，在指标和数据选取上，由于本文将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构建实证方程时要尽可能选取制造业层面的数据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指标。然而，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仅对省际层面的投资流量和存量进行了统计，但缺乏省际层面的各个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同样地，我国省际层面利用外资数据也面临着这一问题。那么，如何能够得到各个省份制造业双向直接投资呢？既然没有直接数据，剩下的办法只有近似拟合了，本文所运用的方法是，将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乘积来表示该省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考虑到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越大的地区往往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更具规模优势，更易于形成制造业利用外资的区域集聚；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乘积形式表示该省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考虑到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越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优势越强。

在解决了以上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之后，本文使用GMM方法对动态模型进行全样本、分行业类别和分地理区位回归，并得到了诸多有意义的结论。其中，目前中国各类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结构传导机制对利用外资的影响总体为正，虽然在影响路径上存在明显的区位和行业类别差异，但就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实施资源和技术搜寻型对外直接投资所引致的国内制造业分工地位调整无疑将成为我国利用高质量外资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最后，本文认为还存在以下研究方向：构建双向直接投资关系的数理模型和理论框架；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探讨双向直接投资联系；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可能会获得更为丰富的结论。

（《中国OFDI是否促进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基于结构传导机制视角的实证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