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  徐盈之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非常感谢《经济评论》刊登了我和导师徐盈之教授共同完成的学术论文。与我的其他论文写作流程不一样，这篇论文是一边思考一边写的，论文开始动笔是在2014年中，而完成时已经是2015年底。写作过程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在2014年3月博士入学后确定了新的研究方向——城镇化建设与发展，而对于刚刚接触这一领域的“门外汉”来说，导师建议我从头做起，从最基础的问题做起。

事实上，首先闪现在我脑海里的问题的确非常基础：中国为什么要城镇化？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很多文献都将其作为研究前提，因而没有过多涉及，部分文献从不同角度如经济发展规律、国家战略意图、改善民生途径等做了理论阐述，有一种观点令我印象深刻，即认为中国经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那时需要大力推动工业化来扩大产品供给，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能过剩”，此时需要大力推进城镇化来消费过剩产能。

阅读这些文献后我的感觉是：第一，在理论阐述之外，我们能不能采用更加直观的数据统计分析来论证中国需要城镇化？第二，虽然不赞成“城镇化”替代“工业化”的观点，但我们能不能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而说明中国需要城镇化？

带着这些想法，我们观察到2000年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也就是说居民“吃、穿、用”方面的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总体上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那么现阶段居民愁的是什么呢？结合当前现实社会问题，我们发现现阶段居民愁的是“住房、出行、看病、上学”以及很多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借鉴“剥离内需”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居民的消费需求划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两大类，并指出居民“吃、穿、用”方面的绝大多数产品（如食品、衣服、家用电器等）来源于工业生产，而居民“住、行、学”方面的绝大多数产品（如住宅、学校、医院和道路等）不可能直接从工业化生产中得到，只能通过城镇化建设来实现。基于此，我们顺利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城镇化，而且还找到了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依据。

沿着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这一主线，我们又思考了另外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得怎么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有文献多以实证分析为主，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工业化层面选取一个或多个指标测算出工业化水平，从城镇化层面选取一个或多个指标测算出城镇化水平，然后比较二者的发展趋势和相对差距。

显然，这一研究方法缺乏必要的作用机理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影响”，即城镇化会影响工业化，工业化也会影响城镇化，这种相互影响是否“琴瑟和谐”才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本质。于是，我们思考能不能分别测算出“工业化促进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带动工业化水平”，再构造出“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呢？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实证分析中研究方法一直难以突破。后来，导师建议我进一步深挖理论，认真想清楚“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和“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内涵是什么，再从内涵出发寻找研究方法。查阅很多资料后，我们定义“工业化促进城镇化”的内涵是：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相适宜的城镇化建设水平（即城镇化理想水平）与城镇化实际水平之间的相对偏差，相对偏差越大说明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大。同理，我们也定义出了“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内涵。于是，测算“工业化促进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带动工业化水平”的困难变成了测算城镇化的理想水平和工业化的理想水平。针对这一困难，我们找到了非参数估计方法，进而顺利地回答了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得怎么样这一问题。

审稿过程中，外审专家肯定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逻辑，但也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也正是这些修改意见让我们的论文更加完整。遗憾的是，由于这篇论文是一边思考一边写作的，最早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开始于2014年底，因此我们的研究区间为2005-2012年。责任编辑曾希望我们将数据更新到2015年，受到工作量大、时间紧张的限制，我们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但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审稿过程让我们受益匪浅，主要的收获可以概括为：选题上立足于现实的经济问题，逻辑上坚持直接的论证手段，方法上由理论剖析到实证研究，行文上保证客观严谨和新鲜趣味。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现实基础与水平测度》载于《经济评论》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