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挺

（江西财经大学）

我是在进博后站后开始涉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保护这个研究领域的，之前所做的研究是围绕商业创新问题的，但近年来逐渐感觉到这个方面很有研究的现实和理论价值，越来越觉得有意思，尤其是相比之前的研究方向，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搜集到很多有趣的数据，从而对我国生态文明等等方面进行展示，更直观地反映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行为决策的影响。尤其新闻媒体中反复强调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现象，而一些专家的研究结论对此却似乎又充满矛盾，这也激发了笔者通过自己的实证检验分析这一问题的兴趣，在近两年里我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而污染排放是否是驱动力成为了这其中的一个视角。有调查显示，2013年超六成的高校毕业生在求职时选择离开北上广，回归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的城市发展没有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而更多的是在政治经济辅助政策下实现的，造成了城市功能的超载，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社会结构特征，对于城市环境往往带来严重的破坏，一部分富裕的城市阶层出于对环境破坏的恐慌而被“驱赶”，这一逻辑在现实中也并非个例。根据一项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大约有三成受访的应届毕业生表示选择中小城市工作的原因是出于对空气环境的追求。因此可能对过去那种单纯依赖于收入特征为参考的人口流动特征提出了挑战，但有理由相信的是，环境对人口的驱赶效应的程度在不同的情境下是有差异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或是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凡此种种都可能使得驱赶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应该说发掘以及把握这些规律对于管理者更好地规划城市的产业结构以及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是极为重要的。

我国权威的统计部门课题组针对2013年人口流动数据的调查指出“逃离北上广”现象并未实际地发生，事实上我国一二线城市中除了重庆出现大量劳动人口流失之外，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多数年份中出现的是净人口增加的特征。基于此，部分研究人员甚至极端地认为所谓“逃离北上广”系伪命题，对于这一论断难以单纯从数据上进行辩驳，但不能忽视的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是多元化的，现有的数据虽不能支持驱赶效应的假设，但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在我国居民迁移的过程中，大城市在收入、教育医疗、购物成本、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文化亲和力等因素方面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环境质量不佳、高物价乃至通勤压力等问题对劳动人群所带来的驱赶效应，而且承前所述，本文认为不同收入人群对于环境质量的容忍度也可能是存在差异的。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就是采用我国直辖市以及各省会城市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和门限回归等手段将上述诸多指标变量纳入同一体系进行研究与分析，着力于建立污染排放、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变量之间的系统关联机制，揭示环境污染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内在驱动机制。

 研究问题选定后，我查阅相关文献，发现针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与工业污染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在该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争议。Morgenstern等（1999）认为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势必增加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成本，而以利润追求为导向的企业会雇佣更多劳动力以增加产量从而吸纳更多的外来劳动力。Chao等（2000）以效用为理论基点，结合“Harris—Todaro(1970)”模式的二元经济结构对开放经济下劳动力转移中的最优化环保水平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但这样的理论体系在我国还无法得到运用，杨俊和盛鹏飞（2012）指出由于我国劳动力转移人口主要来自于农村，低收入人口为主的劳动力群体对于环境和健康问题的承受力相对较高，而主要关注的还是预期收入等敏感因素，因此，城市污染的结果是导致更多的人口涌向城市，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尚未能进入良性的“人口-环境”互动后城市工业经济发展体系之中。胡石其等（2014）的研究通过刻画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工业污染影响效应的省级空间面板模型，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增加城市污染排放水平，但如果劳动人口进行的是有指向性的集中转移，仍然可以提升工业污染减排的效果，因此政府针对人口流动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是破除上述恶性循环的关键所在。总体而言，对于环境污染与人口流动之间的理论研究比较丰富，但主要集中于分析二元制结构体系下劳动力城乡流动对于城市工业排污成本影响的逻辑，而少有分析环境对人口产生反向驱赶效应的可能。考虑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居民收入提升且环保健康意识增强，对于这一可能性的论证应当是政府“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工作重心中的应有之意。这必须依托近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而国内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也证实其他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区位选择、外商直接投资乃至城区房价等因素在环境与人口之间的互动性影响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但目前的一些结论总体上还较为粗略，难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向性明确的操作意见。 

论文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以污染气体排放为例，从环境视角对“逃离北上广”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进一步结合收入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进行门槛效应回归，拓展对这一问题的认知，研究结果证实城市污染气体排放量的增长致使劳动人口的减少，虽然近年来的一些专项调查没有给与足够多的证实，但环境问题无疑是产生“逃离北上广”思潮的推手之一，而聚类后的回归结果则反映上述“环境质量-人口流动”逻辑效应在不同人口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中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只有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以及其他地区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中这一效应才有所体现；而伴随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污染排放增加导致劳动人口的流失现象会更为严重；而城市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在五成以下或是七成以上时，污染排放都对劳动人口产生了显著的驱赶效应，换言之在工业化城市以及服务业占压倒性地位优势的城市，其环境质量导致的人口迁移幅度较为突出；在沿海发达省会城市以及其他副中心城市中产生门槛效应的收入水平略低于全国样本平均水平，可能源自于人们在进行迁移决策时承受大城市高房价造成的较大压力,但在该类城市中产业结构的门槛效应与全国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而其他省会城市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则现实没有出现明显的门槛效应。

采用实证模型研究，笔者认为城市应当注重其一定产业发展水平下劳动力的合理承载能力，尤其在经济发达的高收入中心城市中更应当重视节能减排的工作，以缓解工业及生活污染对人口产生的驱赶效应。城市经济过分依赖于工业化或是服务化都会加剧环境与人口之间的矛盾，不能将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实现工业替代模式作为治理环境问题的唯一手段，二三产业之间应当保持相对较为合理的比例，从而实现较为健康的协调性发展，在经济发展、人口合理流动以及节能减排工作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坚持科学减排，提倡推广使用绿色新能源，打造宜居的城市环境，藉此留住并吸引人才。此外，应当加大对外来人口在公共服务型支出的比重，同时开放城市的贸易自由度，完善城市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对劳动人口的吸引力。

（《环境质量是劳动人口流动的主导因素吗？——“逃离北上广”现象的一种解读》载于《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