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政府投资结构之研判：兼论财政政策的效力与可持续性》论文故事
发布时间：2016-02-19 16:36:54
徐淑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政府投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之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如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而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2010年后为增强市场和消费者的信心，地方政府投资力度持续加大，然而伴随而来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扩大等问题却逐渐突出。通过阅读国内文献，我发现与政府投资相关的研究多以讨论四万亿投资为主，其观点和结论在消费、就业和通货膨胀等方面各异。国内研究多以区域或产业为划分，考察政府投资在其中的效应大小，仅选择经济结构或通货膨胀等问题单独讨论，缺乏将二者在统一框架下完整的研究。其次，对结构性调整的检验仅局限于三个产业的转换，未能涉及产业内调整、行业特性等问题。再次，以投资整体为研究对象，有时仅将政府投资的影响作为分析结论的一个原因，而非结论本身。因此，对于政府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其效力如何、是否必要等问题的思考使得本文的构思应运而生。本文希望能够通过适当的研究，在整体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对政府投资进行政策模拟，通过投资结构的合理性研究分部门政府投资的有效性。
在对研究方法进行反复推敲后，本人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是能够考虑政府投资在行业间的传导机制的较好工具，且这一模型尚未在我国政府投资研究中应用过。因此，在构思提出后，本人与相关领域的老师讨论该模型构建的可行性。尽管老师并不否定选题的价值，但是认为从模型上是做不到的，建议我从模型应用角度出发考虑更一般的研究问题。也许是未能有效传达思路，我怀着尝试的想法完成了本文大纲和模拟，老师看完后打电话肯定了我的思路，并表示这一做法可行且“有想法”，得到这一回复后，增强了继续完善本文的信心。在实证模拟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也需要细致的考量。国外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政府投资具有长期正效应，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具有短期正效应。已有的国内研究在时间区间的选择上都选取了数据较好获得的短期，比如以四万亿投资研究为主的文献基本到2009年，而能延展到2012年数据的文献鲜少。根据国外研究，这即无法考察政府投资的长期过程。为考察政府投资长短期效应的显著性，本文选取了数据可得区间最长的研究时间段，这就遇到不同时间段行业划分变动的难题，从而需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新旧类目对照表》进行全期行业类别统一。
通过对政府投资的单次效应进行模拟，结论表明尽管政府投资短期内对通货膨胀有较强的正效应，但是拉动就业和消费的能力有限。为考察分行业政府投资的长短期效力并结合2010年后地方政府投资的特点，本文对政府投资进行持续性效应的模拟，发现政府投资短期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贡献，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显著的，但长期的带动作用逐年减弱。为保持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正效应，就需要保证政府投资有一个持续有效的增长幅度。在行业方面，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短期对经济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但效应的持续力不足，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和科学研究具有相对更高的持续力和自我能动性。这也为转变政府投资结构、加强对经济效益以外的民生和生态指标的投入倾向提供了现实依据。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常态的提出，如何把本文与新的形势和环境结合成为本文需要考虑的另一关键。新常态下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和市场行为仍然有着重要影响，政府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方式决定了这一阶段政府投资的影响效力和可持续性。通过对比早期四万亿投资结构和PPP项目投资结构，“新常态”下的PPP模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公开透明的信息制度，有效优化了政府投资结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分担传统政府投资中的部分功能，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也表现出进一步市场化的潜力，同时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也表现出比早期政府投资更优的投资结构。而公共化程度较高的民生工程、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投资仍需传统政府投资的引导。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投资结构之研判：兼论财政政策的效力与可持续性》载于《经济评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