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特别是水利、气象以及航空等领域获得了广泛运用，但该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尚不多。如何将这种统计学方法合理引入经济学研究，是我与导师邵军副教授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既有文献中，不少国内外学者采用贝叶斯模型结合实际经济问题展开研究，通过与传统计量模型的对比，更是认可了这种建模方式对于解释经济现象的有效性和优势性。

 

在拟定研究主题时，适逢看到了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评论》杂志社首届“增长与发展博士论坛”的征稿启事，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又是一个经典话题，遂决定将此定为论文主题。中国自1978年以来展开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僵化到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进行不断完善，并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在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多个领域获得了巨大成效。但随着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市场化进程在各个地区尚存在极大的不平衡，需要在不同的侧重点上进行更深入的体制改革。如何在诸多解释变量中准确识别和分解出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引致效应，以及更为细致地分析市场化改革对各地区的影响作用？这些问题正好契合了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的特点。

 

与传统计量方法相比，通过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研究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传统计量学严格的假设前提和统计学检验，仅能针对单一或为数不多的生产要素展开研究，未能在一个较为全面的框架中考察和比较各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二是有关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大多事前设定“最优”的单一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模型及参数的不确定性问题。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纷繁复杂的联系，可探讨的话题极多，论文几易其稿，仍然难以进一步压缩。此时，在与同学王美昌的讨论过程中获益良多，初步定下了论文的分析框架，着重从新视角和新方法再验证这一经典假说并获得一些更为细致的结论，并完成了论文初稿。论文主要的边际性贡献在于：第一，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定量估计了市场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第二，对这种贡献程度的估计不只停留在全国层面，更具体到了地区层面；第三，为进一步细分市场化进程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市场化进程的五个主要子项纳入研究框架。

 

2015年9月向“增长与发展博士论坛”提交了稿件。国庆假期过后，点开一封含有“邀请函”三字的邮件，方知论文入选，十分欣喜。在确认参会后，编辑部发来了三份匿名审稿意见，在参会之前按其要求进行了初步修改。在武汉参加会议的两天时间中，有幸一睹谢丹阳、郭熙保、叶初升、杜巨澜、谢建国、李楠、何勤英、张莉等教授的风采。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获得诸多建议，明确了论文进一步修改的方向。同样要感谢《经济评论》编辑部各位老师为会议所做出的艰辛工作，每一处细节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会议结束回到南京后，编辑部很快就发来邮件，希望按照会议所提出意见进行相应修改。论文经过大幅修改后终于通过终审，并得到了刊发机会。对于一个初入科研门槛的博士研究生来说，这是一份极大的鞭策和鼓励。之后的几次校稿，充分感受到了编辑部工作的仔细与认真，特别是陈永清老师，多次不耐其烦地与我沟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令我受益匪浅。

 

与《经济评论》相识，是我2015年最美好的收获，衷心祝愿《经济评论》越办越好。

 

（《中国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的实证分析》载于《经济评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