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金融的政治关联：经济效应检验及中介路径判断》写作历程

发布时间：2015-10-15 15:42:18

王守坤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及其负面影响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本篇论文关注政府干预与金融系统之间政治关联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特征及其间接传导路径识别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制度是重要的，而政府本身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行为及其政策实施特征会塑造其他相关制度和激励结构。立足于“属地化分级管理”和“行政化逐级发包”这两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地方政府为了“抓经济发展主动权”或者获得职位晋升资本，其对辖区金融系统进行干预的内在激励一直存在。因此，采取一种合适的度量方式来捕捉地方政府和辖区金融机构之间的政治关联就是本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依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和现有文献的做法，地方政府干预变量与金融发展指标之间的交互项自然地成为了一个可行选择。

很多学者在研究金融抑制性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时，通常将自己所关注或熟悉的单个中间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两者直接构建交互项的方法进行甄别。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两个方面的偏差：其一是在寻找金融发展间接作用的传导路径时，仅仅考虑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或者FDI等单类中间变量是不合适的；其二是构造交互项的做法用来捕捉作用渠道或传导机制分析也是不合适的。因此，对这两个方面的拓展构成了展开本项研究的主要驱动力，具体来讲：

针对现有文献第一个方面的不足，我认为应该将视野转移到效率渠道上来。效率变量是各类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更好地反映金融发展的广泛影响，而且效率改进所反映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我选择了两个效率变量：一个是衡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距离的前沿技术效率，它是全要素生产率组成内容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另一个是采用边际产出资本比率表征的资本配置效率。选取第二个效率中介的原因在于金融市场最直接的职能是优化资本配置。

很多学者在判断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时往往将金融发展变量作为核心变量，并构造金融变量与某一中间变量的交互项进而甄别其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路径。这是现有文献第二个方面的不足。我认为从方法论上讲，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交互项只是衡量了金融变量作用强度发生变化的异质性条件，而不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路径。故而，我们需要采用中介变量检验方法。这种方法在心理学以及管理学中应用较多，但是在经济学分析中较为少见。该方法的优势是不但可以客观地检验所选择的中介变量是否合适，而且还可以判断不同中介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拓展，本文得以展现针对我国抑制性金融发展研究而言更为丰富的结论。具体来讲就是发现了在政府行政干预与金融发展两者的联合作用仅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益于经济增长，在2008-2011年时间范围之后地方政府已经无法再通过对金融信贷资源的干预来缓解各自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同时，前沿技术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均发挥了较低比例的非完全中介效应，也就是说政府与金融的政治关联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其直接关联远大于通过中介变量所发挥的影响，这与我们所追求的效率型与质量型发展目标尚有距离。对于我国而言，未来的金融改革效果应当是政府支出与金融发展两者既能够发挥直接的刺激增长作用，又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通过提升前沿技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发挥间接效应，这才真正符合政府职能转换以及金融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本质。

最后，我想表达对《经济评论》编辑部老师认真细致工作的感谢和敬佩。在论文修改和校对过程中，他们的一丝不苟与耐心谨慎是我未来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的榜样。

（《政府与金融的政治关联：经济效应检验及中介路径判断》载于《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