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这个研究方向我接触的是比较早的，2003年刚进上海财经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导师蒋洪教授就将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那时候，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我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也有限，因此，论文写得很痛苦，但也在我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2012年，在一次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再次谈到了这种感受后，东北财经大学的寇铁军教授说这是值得你一辈子研究的课题，让我猛然惊醒，其实我做的还远远不够，财政透明度的研究也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不断地努力。

《财政透明度进程中的公众态度与行为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思考后的成果。起初的思想萌芽源自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的论断：“公众是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力量源泉”，我赞同这样的说法，但对如何去检验它缺乏足够的勇气。后来在关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过程中又一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该报告在持续对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进行跟踪研究中发现，各地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排名是经常变化的，上一年是排在前几名的省份，下一年度可能就是后几名了，而且各省对财政透明度得分的心态也是耐人寻味的，“不愿居前，也不愿落后”，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有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现阶段，省级政府还是不太愿意公开太多的财政信息的；第二，当省级政府不想公开太多信息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做到。我觉得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第二点，它为什么可以做到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呢？除了政府本身的意愿外，我觉得还有来自它所面对的公众的意愿不足。如果公众很关注《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对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排名，那么，政府排名的显著变化应该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从而通过某种途径表现出来，形成一种力量推动政府保持或继续提高财政透明度。反之，当公众对此并不在意的时候，这仅仅成为课题组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关于财政信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事情，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是不足为奇的。

这一发现让我觉得对公众态度和行为在财政透明度进程中的作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有助于解释当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于是，我查阅大量的文献之后，设计调查问卷，组织实施调研，就开始动手写作，论文初稿在2014年4月份完成。但是，在向《经济评论》投稿之后，很快就收到了退稿信息，初审意见是“选题很好，但是研究方法有缺陷”。失望之余，我还是保留了一份信心，毕竟编辑部肯定了我的选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决定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作为研究工具，态度、行为等变量，往往含有误差，也不能简单地用单一指标测量，而结构方程分析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含测量误差，是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研究中，我先提出研究假设，假设6个与公众财政透明度意愿相关的影响因子，通过2个中介变量（公众从提高财政透明度中的获益感知；公众从提高财政透明度中的成本感知）来分别间接地反映公众的财政透明度意愿。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假设，运用LISREL 8.50版软件分析数据，研究公众财政透明度意愿与干预因子之间的作用及其强度。2015年1月，论文再次投出后，很快就被送出外审，在经过一次修改后，2015年5月收到录用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