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1995年及之后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等相关制度性改革逐步奠定了城镇化的微观基础。自那以后，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以年均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高速发展了20年。

以上的宏观背景是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要动机，而写作本文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来源于与之相关的个人经历。本人成长在小城镇，学习在特大城市，对中国的这两类地区的城镇化过程都有直观感性的认识。尤其是近些年来，一方面我学习所在北京的拥堵及其引发的高房价、污染、公共安全和福利差距等问题愈发严重，另一方面我家乡山东的一个普通乡镇驻地周边的居民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周边村落的农民被安置进去，但是相关的非农产业发展并未跟上，农民的生计问题堪忧。

如上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城市病和低效的就地城镇化相关问题逐渐凸显，如何避免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我与导师孙久文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而他恰好刚在凤凰网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将进入县域经济时代》，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深以为然，且县域城镇化的优点恰好是可以对特大城市扩张和农村就地城镇化这两条城镇化道路取长补短，而且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尽管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或者县域城镇化的规范分析已经有学者做过，但是县域城镇化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我们便将视线转移到了县域城镇化的层面。同时，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城镇化的本质是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而根据经典移民理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是城乡差距，因此本文的主题便确定了下来。

写作本文遇到的最繁琐的问题是数据的获取和整理。除市辖区外，中国有近2000个县级行政区，这意味着不可能利用任何非电子版的年鉴等数据来源。我们通过联系相关文献作者请教经验、地毯式搜索经济数据库和电子年鉴等可能的数据源等手段寻找中国县域的系统数据。幸运的是通过努力，我们取得了国泰安数据库和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的使用权限，并从中获取了若干年的分县经济社会指标，并互为验证，花费了大量时间对数据进行了清理，最终得到了分析使用的11802个观察值。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是中国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阻碍了农村劳动力通过实现非农就业向城镇迁徙的进程，这个结论乍看与城乡差距促进劳动力往高收入地区迁徙的经典理论并不相符，但是除了本文的理论解释，现实中我们发现一个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并不是最穷的人，而是之前有一定的储蓄，足够支付其在城市的工作搜寻和生活成本的那些人。

而金融支持的城镇偏向能够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会阻碍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进而不利于城镇化。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投资对县域城镇化的这种反常的效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产业转型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城乡差距、劳动力迁移与城镇化——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载于《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