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不平等？

——基于代际转移的视角》的写作思路

发布时间：2015-01-27 16:54:47

经济评论.jpg 论文故事

陈东黄旭锋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事实上，我国收入不均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公布了我国2003-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全国基尼系数在2003年为0.479，2008年更是上升至最高点0.491，虽在2012年回落至0.474，但是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收入不平等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讨论和关注的学术热点问题。现有文献发现，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很多，但并非所有因素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一致。其中，机会不平等作为导致不合理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近些年来备受关注。机会不平等主要是由种族、性别、出生地、家庭背景、国别等客观环境因素引起，继而导致个体起点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通过代际转移，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个体收入产生影响；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几何；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各客观环境因素对子女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如何等，这些问题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与诸多思考。

通过一段时间的文献阅读，我们发现，尽管现有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机会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却比较匮乏：一方面，对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中国经济改革后的收入分配变化；另一方面，对中国收入不平等根源的研究视角主要基于分配政策、经济增长、收入来源、户籍制度、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和教育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于机会不平等代际转移视角对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凤毛麟角。

在此基础上，我们首先用数理语言描述了一个故事梗概，即按照我们的故事思路对学者Bourguignon（2003）的理论模型加以运用与拓展。Bourguignon（2003）所构建的模型是建立在Roemer（1998）提出的机会不平等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其包含了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客观环境变量，如个体性别、年龄、出生地、民族、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家庭收入等，这也为我们分别测度各客观环境因素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在整个收入不平等中的权重提供了可能。

相应地，我们需要对这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故事进行验证与拓展。首先，选择实证数据。我们选择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因为这个数据库不仅包含了个体的性别、年龄、出生地、收入等信息，同时也包含父母亲的职业、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收入等客观信息。此外，CHNS数据库包含着1989-2009年的8个调查年份追踪调查信息，这为我们对整个调查周期以及不同年份分段研究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其次，设定实证模型。我们主要测定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客观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涵盖了个体年龄、性别、出生地、家庭规模、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家庭可支配收入等变量。第三，选择模型参数。我们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做了两点修正：一是加入个体年龄的平方项，这主要是基于个体一生收入轨迹遵循单峰模式，且与年龄近似呈现二次函数的轨迹特点而设定；二是引入婚姻状况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因为个体收入很可能会受到配偶收入的影响。

在进行实证检验与稳定性检验的过程中，考虑到调查年度跨距较大，很少有个体能满足8年的追踪调查，所以我们相应采用非均衡面板数据。在选择实证检验方法中，先进行Hausman检验，测定后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此同时，考虑到回归模型中包含虚拟变量，因此选用固定效应中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法（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 Model，LSDV）来进行回归估计。在模型设定和实证方法确定后，接下来就是要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测，首先，对于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采用通过测算不同客观环境因素的代际流动弹性，以检测与回归结果的拟合度；其次，在采用基尼系数来计算各客观环境因素在各年份中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权重基础上，再分别用泰尔指数（Theil）和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作检验；第三，为了进一步测度整个样本期内机会不平等对代际间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程度，先对全客观环境因素模型进行回归得到估计结果，然后再对剔除家庭可支配收入因素和剔除父亲职业类型因素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进行比对。同时，为了对比不同阶段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还可将整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89-1997年和2000-2009年），且同样采用基尼系数作为主测量指标，然后再同样用泰尔指数（Theil）和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进一步做稳定性的检验。很幸运，我们所做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充分论证了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代际转移所导致的子女机会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且机会不平等平均可以解释收入不平等的54.61%；在客观环境因素中，出生地和户籍对子女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代际转移是导致子女收入不平等的最关键因素；父亲职业类型在对子女收入塑造方面作用突出；相比之下，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对子女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贡献不大，但是进入21世纪后，母亲职业类型在塑造子女收入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可以说，这些研究发现与当今社会所诟病的“拼爹”、“官二代”、“富二代”等现象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与可信性。

基于此，我们得出相关启示：父母的高收入与父亲的社会关系为后代获取高收入创造了客观条件，并且成为当前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新常态”。如果这种“新常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机会不平等将随着代际转移产生收入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形成收入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当前，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很难减少、乃至消除“拼爹”、“拼妈”等机会不平等问题，需要制定公共政策，改革福利制度，通过税收和二次分配把资源在全社会进行相对公平与合理的分配，从而实现以机会平等为核心的包容性增长。

整篇论文从投稿到被录用，经过反复的修改，《经济评论》编辑老师和匿名评审专家均给予了诸多宝贵建议，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能被选为本期的封面论文不仅是对研究内容的肯定，也是对研究方向的鼓励。文中依然存在不完善之处，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不平等？——基于代际转移的视角》载于《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