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外经贸部提出并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的角色定位从获得外汇收入提升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994年当年我国国际收支账户即从赤字变为盈余，出口贸易规模持续膨胀。

然而，出口收入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出口结构的优化，及其背后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外贸易对国内各部门的福利分配又有什么影响？对过去的对外开放常态下，理论界和决策者们非常重视对外交往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和杠杆效应，强调出口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而关于出口战略研究的系统性不足，鲜有从福利分配角度进行考察。

引起轩然大波的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的作者Thomas Piketty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在加剧，而且很大一部分源于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世界加强交往，削弱了工会势力以及劳动要素的成本。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所得及单位劳动报酬并未应声上涨。实证研究发现，近三十年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压低了其整体的劳动收入水平，只有“亚洲四小龙”成功转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不仅违背了开放贸易的政策愿景，而且也违背了国际贸易经典要素禀赋理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预期。发达国家的资本报酬及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体现了由丰裕资本要素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后发国家资本收入上升、劳动收入下降，显然不符合其比较优势。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讨论的是生产中要素配置不变的情形，而现实中技术进步却存在要素偏向。此外，我国赶超发展战略也会经由技术进步偏向等途径对要素收入分配施加影响。在控制了技术选择指数代表的赶超战略、高技术进步等因素后，我们试图探究贸易开放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净影响。考虑到从贸易开放度到要素报酬再到要素收入份额的逻辑链条较长，我们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决定方程。研究中突出对内赶超发展、对外贸易开放两大战略，同时兼顾既有的两种研究视角——林毅夫、Du Julan从赶超战略出发对经济失衡给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张莉等从对外交往对国内经济的反馈机制入手。我们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受国际资本牵制，技术选择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而非内生于劳动丰裕的要素禀赋。技术偏向性的影响湮没了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机制对劳动报酬的改善作用。

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内产业政策的作用下，劳动需求扩张而地位受到压抑。从全球价值链来看，我国的出口仍以劳动要素为主，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前端设计、研发环节和后端销售环节的利润被国际先进资本占有。另外，限于篇幅，论文中略去了这个故事的“前传”——非熟练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议价能力之所以居于弱势地位，关键在于其保留工资受到务农收入的牵制。世界范围内农产品贸易壁垒大幅削减，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农产品对传统农业国家精耕细作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造成价格冲击，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我国务农增收困难，进城务工农民数量庞大，能索取到的工资也被迫锁定在低位。

继续走出口规模扩张的老路行不通，既不利于扭转要素收入分配不公，也无助于牵引产业结构转型。当前对新常态问题的热烈讨论实质上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反思。构建开放经济的新常态，我国今后应着眼于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者地位及知识水平，引导技术进步吸纳丰裕的人力资本来实现包容性发展。

 

（《中国贸易开放战略为何不利于劳动增收？——兼论“Stolper-Samuelson”效应未在中国显现的原因》载于《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