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王军:两性“差别”的文化根源
发布时间:2016-03-11 09:49:14

在《互联网改善性别不平等?》一文中,笔者谈到犁和锄头引发的一些思考。其实,还有许多事例影响着我们对性别问题的态度。似乎,经济学家并不太在意某种观念的正确与否,对规范性问题兴致不大,而是更愿意追问这样的实证问题: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它是如何形成的,起源是什么。

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一些不合时宜和诟病的观念难以根除,它们顽固地存在着:要么表现为歧视女性的说教,如《论语》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隐藏在部分人群的潜意识中,这种骨子里的东西不到关键时刻不会显示出来;要么涉及男女分工,影响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如“妻以夫为纲”等。这些“顺口溜”都已流传成百上千年,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有不少拥趸。

今天,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盛行的依旧是男权主义的文化。如果世界某个角落存在相反的形态,即女权主义,此时,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更愿意接受挑战性工作,她们比男性更有竞争精神,那么,这种情形与男权主义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看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恰当的角度,让两种不同的“主义”统一于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框架内,使看似冲突的意识得以和解。

在提到性别差异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女性缺乏竞争意识,而男人更愿意冒险。真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看看最近的研究。经济学家发现,在赢者通吃的比赛中,女性往往会打退堂鼓,而男人胆子更大。经济学家巧妙地设计出与性别无关的实验,用实践结果真实地揭示出男女对竞争的不同态度。斯坦福大学教授穆瑞尔·尼尔德蕾(Muriel Niederle)与合作者发表“女性会在竞争中退缩吗?还是男人竞争过度了?”(Do Women Shy Away From Competition? Do Men Compete Too Much?)一文,为此提供了答案。他们设计出两种不同的激励方式:一种是根据参与者完成任务的表现领取报酬,只要参与就有回报,但多寡有别;另一种是,只给完成任务最好者报酬,而且可以获得很多,赢者通吃,其他参与者什么也得不到。结果发现,选择后一种激励方式的男性是女性的两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男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t),另一方面,性别差异本身也会影响竞争的偏好。

上述事实包含着许多经济涵义。例如,担任全球大公司首脑的女性就很少。虽然女性担任《财富》500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人数在2014年达到了历史峰值,但也仅占总数的4.8%。根据尼尔德蕾等人的推断,如果大公司行政长官的选拔也依赢者通吃的规则来进行,那么,女性可能根本就不会参与此类角逐,因为她们觉得这样的竞赛没意思,即使她们拥有成为首席执行官必需的创新精神、视野和商业才干。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女性不愿参与竞争的倾向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两个完全不同且有说服力的例子,以此比较两性在竞争意识方面的差异。行为经济学家尤里·格尼兹(Uri Gneezy)与合作者撰写的“竞争中的性别差异:来自母系和父系社会的证据”(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的论文,用实例证明了文化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母系样本来自印度东北部梅加拉亚邦的卡西(Khasi)社会,在这里,家谱是根据女儿而不是儿子编制的,家庭财富只通过女儿传承。父系社会来自坦桑尼亚的马赛(Maasai)部落,这里男人说了算,甚至妻子本人都被认为自己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作者发现,在父系社会马赛,男性比妇女更具竞争精神,而在母系社会卡西,女性比男性更有竞争意识。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作者认为,母系社会文化中有鼓励妇女参与更多冒险活动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是女主外,男主内。这一研究表明,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文化才是决定人们竞争偏好的根本原因。

这篇立意独到的文章告诫人们,切勿根据一国主流文化的逻辑对其他文明妄加推断。譬如,许多国家盛行的父权价值观可能会产生误导,以为男性生来就比女性更具竞争意识,更有冒险精神,然而,印度母系社会的证据显示,女性也完全可以比男性更富有竞争性,文化的作用可见一斑。

上述结论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为什么性别在经济学中很重要》(Why Gender Matters in Economics)一书中得到了较通俗的诠释。依该书观点,当技术发生变革时,人们的社会和生活条件会出现变动,工作环境也会改变,那种男女应该在不同职业空间发展的主张和论调,可能不再有效,虽然它们最初完全符合经济理性。观念有失效的可能,文化却依然故我。即便时代早已改头换面,但文化仍会让人们相信事情应该像以前那样办。如此这般,价值观和信仰便得以传承,可延续几个世纪,甚至持续上千年。相比之下,那些属于“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的规范和概念,未来可能因为事随境迁而缓慢消散,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推测的那样。

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学家低估了文化的上述作用。由于对人性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在性别影响人类行为的选择方面,同样存在错误认识,于是,这些被误导的观念得以延续,甚至被强化,且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许多人认为由性别演化出的差异是天然的,与此相关的一些观念便获得了正当性,虽然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

性别的文化溯源及其结果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济学家在此领域的探索,反映出经济行为受信仰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制约。就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受歧视和被压迫的原因有许多。如果我们将这些原因罗列出来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在男女差异问题上的偏见,是导致这些现象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

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上面提到的经济学研究,还不经意地为后现代主义关于性别差异的论调提供了背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曾有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造就的”。于是,女权主义者的核心主张,在经济学家看来便有了合理性,大有殊途同归之感。

最近,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一本人类价值观演化的新书中断言,当今世界很多人都认为民主和性别平等是“好东西”,暴力和财富不均是“坏东西”,然而,那些生活在1万年前至19世纪的多数人会持正好相反的看法。尽管这一结论有些让人感到吃惊,但观念的演进的确如此:过于漫长的变化节奏,让活着的人们几乎无法亲身觉察到。

莫里斯的说法有点风水轮流转的意味,19世纪以前,两性间的不平等被人们广泛接受,没什么不妥,更不会成为什么公共议题。如今,男女平等却成为人们热议和奋斗的东西,有谁知道再过一二百年又会怎么样呢?也许,到那时,性别平等也不再成为问题,未来的人们会觉得重男轻女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愚蠢念头,就如同今天的我们认定一些陈腐观念荒唐、需要唾弃一样。

文章来源:FT中文网;本文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6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