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资本；认知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农业转移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值得特别关注。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青年阶段，在知识技能、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更具可塑性，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更广阔，也更希望成为市民。但一些研究却发现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愿意成为市民，如在张丽艳（2012）、李璐伊（2010）的研究中，各有65.4%和38.84%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市民化意愿。那么，这部分新生代农工为什么会缺乏市民化意愿？哪些因素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呢？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一些从制度入手，认为农村均分化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歧视性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另一些研究则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出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的不足才是其缺乏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原因。

那么，除了制度和资本水平以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认知状况是否也会影响其市民化的选择？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追求自我实现的意识更强，更倾向于把进城务工当成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而非单纯是挣钱的手段，并且更加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体发展和工作生活的认知状况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市民化意愿？本文利用实地调查数据，从资本和认知两方面入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讨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希望能对城市化和市民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经济、社会、人力资本，既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和“干中学”积累，也可以从家庭中直接获得。前者与个体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技能素质等相关，后者与家庭经济条件、社会关系等相关。新生代农民工更有能力应对困难挑战、适应城市生活。此外，思想认知状况也可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发展的认知可能影响其市民化意愿。

和农村相比，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蕴藏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是为了追求个体发展而进城务工，则可能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相反，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家乡发展前景也很大，在家乡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则其市民化意愿可能较低。其次，身份认知偏向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有更强的城市归属感，因此市民化意愿也可能更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也会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如果他们对当前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是满意的，则可能更希望继续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反之则可能选择返回农村。

借鉴文军（2004）对市民化的定义，本文以“获得城市户口的意愿”、“定居城市的意愿”和“按照城市生活方式生活的意愿”三个指标来测度市民化意愿。自变量从资本和认知两方面选取，并将其分为个体资本、家庭资本、个体发展认知、生活境遇认知四个方面。个体资本变量包括进城务工年限、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家庭资本包括家庭非农劳动力数目、家庭经济状况、家乡经济水平；个体发展认知变量包括对农村认知、务工动机认知、社会身份认知；生活境遇认知变量包括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

根据理论框架，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设1：个体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正向影响，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受教育程度越高、月收入水平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越强。

假设2：家庭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正向影响，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家乡经济水平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越强。

假设3：个体发展认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对农村持有负面评价、持有非经济性务工动机、社会身份认同偏向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越强。

假设4：生活境遇认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对当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越满意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越强。

（一）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的数据来自于在山东省日照市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是收入来源以务工为主、具有农村户口、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青年劳动力。调查问卷主要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家庭和来源地的基本情况，进城后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思想和价值观念状况等问题。调查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随机性地、对分散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项目组选取了位于东港区和岚山区的6个乡镇，于寒假期间对在家过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回答，由调查员填写问卷；另一种则是通过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到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区域，比如建筑工地、劳务市场、工厂企业等地点进行调查，这些区域的调查也以一对一的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素质较高，因此发放了部分问卷让其填写。最终发放问卷288份。整体上一对一问卷调查的问卷质量较高，发放给新生代农民工让其自主填写的部分问卷未能回收，合计有效问卷242份，有效率为84%。

（二）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样本以男性为主，男性有148人，占样本总数的61.2%；未婚者有157人，占样本总数的64.9%。在行业类别上，加工制造业占7%，零售批发业占21.9%，餐饮娱乐业占20.2%，建筑业占10.7%，物流运输业占12.8%，家政服务业占8.7%。在工作类型上，运输装置机工人占16.5%，其他类型技术工人占11.6%，普通工人占27.7%，服务业工人占25.2%，办公室职员及管理性人员占16.1%。各个变量选取的可测变量和变量设置情况见表1。

表1 变量设置与含义

注：测量个体发展认知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您是否认同农村比城市更为单调、落后的说法？您是否认同外出打工主要是为了未来发展而不是挣钱的说法？您认为下列5种称谓哪一种最符合自己现在的身份？

从均值可以看出，个体资本、家庭资本、生活境遇认知下的二级变量均值都在3以下，而个体发展认知和市民化意愿认知的二级变量均值都在3以上。这表明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水平和工作生活满意度都不高，但是他们的市民化意愿相对较强。在个体发展认知上，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不留恋农村生活，外出务工也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追求自身发展，身份认知上也带有更强烈的市民色彩。

（三）模型设定

上述变量中有很多是难以准确测量的，并且部分变量之间（如个体发展认知与满意度认知、家庭资本与个体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运用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构方程模型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是处理此类问题的良好方案。因此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包括反映潜变量和可测变量间关系的测量模型，以及反映潜变量之间结构关系的结构模型。

测量方程初始模型方程式如下：

CWi=λ1i CW + ei；（i=1，2，3）

ICi=λ2i IC + ei+3；（i=1，2，3） FCi=λ3i FC + ei+6；（i=1，2，3）

PDi=λ4i PD + ei+9；（i=1，2，3） SDi=λ5i SD + ei+12；（i=1，2）

结构模型的初始模型方程式为：CW=γ1IC +γ2FC +γ3PD +γ4SD +e15。

（一）模型拟合

根据模型设定，使用Amo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发展认知与生活境遇认知可能存在相关性， 因此将这两个潜变量设置为相关。初步进行拟合之后，发现各个潜变量和测量变量都显著，但是整体拟合效果不太理想，因此需要利用修正指数MI进行修正，MI指数显示个体资本潜变量与其他三个潜变量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在增设上述相关关系之后，再次拟合发现模型拟合情况获得显著提升，但是个体资本变量参数估计值极低且不再显著，卡方值、RMR等评价指标也不符合标准。于是，怀疑个体资本潜变量不应该纳入结构方程中，将其剔除之后，再次进行拟合，并利用MI指数进行修正，最终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二）参数估计与显著性检验

表2呈现了删除个体资本变量后的模型各参数非标准化和标准化估计值，以及参数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全部参数都通过检验。各个模型评价指标均符合标准，拟合结果较为理想。

 

 

 

 

 

 

表2 SEM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注：χ2=35.8，P=0.523，GFI=0.973，RMR=0.038，RMSEA=0.000，ECVI=0.389，NFI=0.953，IFI=1.002，TLI=1.002，CFI=1.000，PDFI=0.673，PNFI=0.641，卡方自由比=1.969，AIC=93.839。

（三）结果分析

表2显示，家庭资本、个体发展认知、生活境遇认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意 愿 的 标 准 化 路 径 系 数 分 别 为0.486、0.652、0.248。按照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大小进行排序，分别为个体发展认知、家庭资本、生活境遇认知。

个体发展认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最大，假说3得到了证实。对农村的认知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情感态度，务工动机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定位和需求层次，社会身份认同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这三个变量的作用方向也是相同的，即不满足于待在农村、以追求自身发展为目标、市民身份认同感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城市生活境遇认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水平高，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现阶段在城市的生存状况较为满意，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生活下去，最终成为市民。假说4得到了证实。家庭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中国农民迁移决策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做出，本文结果表明家庭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正向影响：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和家乡经济水平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解释：

首先，来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家庭条件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就有更多机会见识外部世界、接触城市文化，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受乡土传统影响较小，也更希望在城市定居、成为真正的市民；其次，家庭状况较好、非农就业成员较多的农村家庭往往也会鼓励子女和亲人脱离农村、成为市民，这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一种压力，让他们坚定市民化的想法；第三，从现实角度考虑，家庭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发展重要的外部支持来源，是其在城市打拼的坚强后盾，家庭资本的大小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并影响其市民化的意愿。

个体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即假说1未能得到证实。对此的解释是，模型结果已经表明个体发展认知、满意度认知能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而在原始模型拟合过程中发现，个体资本与个体发展认知、满意度认知是高度相关的：个体资本中，教育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定位和人生理想，进城务工时间长、月收入水平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也往往会更高。因此，个体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认知因素发挥作用的。比如，一个资本丰富的新生代农民工，既可以选择在城市买房成为市民，也可以选择利用在城市积累的资本返乡创业，这取决于其对农村发展前景和投资回报率的看法，也和其当初外出务工的动机相关。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的认知、对农村生活的认知、对社会身份的认知、对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能够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等家庭资本因素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本研究在政策建议上的启示是，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认知对其市民化意愿有着重要影响，这提示我们，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市民化意愿的原因是多样的，除了制度阻碍、资本不足等原因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认知状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缺乏发展需求、乡土观念太重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对市民化持有更加消极的态度。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除了消除制度藩篱、提高资本水平之外，也需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上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政策制定上，不能仅仅瞄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也要瞄准其所在的家庭，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善，特别是对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父母的养老问题、夫妻分居问题等都会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因此在市民化政策上需要加入更多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考量。第三，本研究中，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满意度处在较低水平，这也会对他们的市民化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完善保障机制、消除社会歧视，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社会中安定愉快地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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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春华.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2010，（4）：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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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易丹辉.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姚植夫，张译文.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2，（8）：46-55，78.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详见：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upload/2014/12/d2014121917024196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