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易富贤:停止计划生育后会补偿性出生多少人?
发布时间:2014-11-19 14:51:19

 

作者简介: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著有《大国空巢》等。
 
导语: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担心出生堆积,就像久旱担心下雨一样
剥开生育率预测数据的层层笋壳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依照本届领导的执政逻辑,这一步原本可以迈得更大,目前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两个课题组论证全面放开二胎后将出现难以承受的出生高峰。
其中,蔡昉等20多位人口学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认为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将超过4.4,每年出生4700万;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翟振武课题组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即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1.8以上。
2014年3月《人口研究》的文章公布了翟振武的论证依据: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说,目前全国约有1.5亿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有近70%至80%的家庭有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即约9000万育龄夫妻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和计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本文用“剥竹笋”的方法,看看这些数据有多少真货。
第一层笋壳:有人想生也生不了
翟振武文章中附有国家卫计委分年龄的生育意愿数据:20~24 岁年龄组有79.9%打算生第2个孩子,25~29 岁为70.2%, 30~34岁为60.3%,35~39岁为52.4%,40~44岁为38.6%。
但有生育意愿不一定能够成功怀上孩子。1980年以来,中国不孕人群逐年递增,其比例已升至10%~15%左右。而美国的不孕率却从1965年的11.2%下降到1982年的8.5%、2006~2010年的6%。
另外,即便成功怀孕,也不一定能最后生下孩子。由于子宫和激素等原因,部分胎儿难以成功活产。“生育障碍率”是指生理上难以成功活产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不孕、堕胎和剖腹产是导致生育障碍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不孕率、剖腹产率和堕胎率都高于美国,生育障碍率应该比美国还要高。这里姑且采用美国的“生育障碍率”数据:15~29岁为11.0%,30~34岁为14.2%,35~39岁为39.3%,40~44岁为47.1%。
将翟振武文章所列的各年龄妇女,根据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重新计算。比如,30~34岁妇女共3385万人,60.3%有生二孩意愿,有14.2%存在生育障碍,最终只有1751万妇女能生下二孩。依此类推,这1.52亿妇女将最多出生5827万孩子。
翟振武认为补偿性生育是分四年完成。每延迟一年,对应的是下一个年龄组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障碍率。经过平移计算,最多只能多出生5274万孩子。
第二层笋壳:有人原本就会合法生二胎
目前中国人口中仍然有超过60%是农村户籍,农村一孩是女孩本来就可以生二孩,国家卫计委的《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报告》显示,全国每个妇女可以生1.354个孩子。而二孩平均生育年龄为32岁,也就是说还有相当部分35岁以下妇女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胎,但目前还来不及生。
假设上述15~35岁妇女中的35%在旧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孩,合计有1390万二孩本来就是可以合法出生的,那么全面放开二胎只会多出生3884万(5274-1390=3884)。
第三层笋壳: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二胎
目前已经出生的单独二孩,都是在政策前怀孕的(原本算超生),比如湖北从3月27日到8月31日,收到单独二孩申请19878例,其中已出生6309人(39.9人/天)。浙江从1月17日到5月31日,批准申请43147例,出生2444人(18.1人/天)。全国人口是湖北、浙江的23.3倍、24.5倍,那么估算全国每天超生930~443人,均值687人,每年超生25万人。而以17.2%的生育障碍率计算,对应的是30万“着手”怀孕的人群。
单独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超生比例就不低了;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超生二胎的比例还较高。假设目标人群35%原本就打算超生,那么因为全面放开二胎只能多生2525万(3884×65%=2525)孩子。
第四层笋壳:生育理想转变不了生育现实
上面是假定生育意愿都能“兑现”成生育率,其实理想子女数与现实生育率是有巨大差距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24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63.5%。比如爱尔兰、英国、美国、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为3.03个、2.53个、2.67、2.4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1985年台湾地区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5,2010年为2.05。如果生育理想得以实现,那么总和生育率应该稳定在2.0~2.5之间,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980年的2.5一路狂跌到1990年的1.8、2010年的0.9,说明很多妇女“壮志未酬”。1998-2008年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
从1977年到2010年,日本妇女的“生育理想”只是从2.61个下降到2.42个,但是总和生育率却从1.80下降到1.39,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比如2010年日本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42个(“脑动”),但是考虑各种现实压力,只打算生2.07个(“心动”)。很多人仍然会踌躇不前,付诸“行动”的比例更低。由于不孕率和生育障碍率很高,“行动”还不一定能够导致“胎动”;即便出现了“胎动”,还不一定能活产(“婴动”)。可见,从生育理想到现实,需要“过五关”:脑动-心动-行动-胎动-婴动,层层折扣。1992年-201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
上海200多万个双独家庭中有40%~50%的人愿意生二孩,但是2008年以来的5年时间里,只有15000对夫妇提出申请,只出生7000多人。2011年河南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政策实施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考虑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现实的差距,上面分析的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后的“2525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30%的水分,只剩下1767万。
第五层笋壳:有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
其实“笋壳”仍然没有剥干净,还有相当部分人会主动放弃生育机会。比如,上海双独二孩的出生/申请比只有50%。
在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中,以女方年龄统计,上海30岁以下的占16.96%,30~34岁占56.18%,35~39岁 占 25.33%,40~44岁 占1.44%,45岁及以上的占0.10%。根据美国的生育障碍率的数据,估算上海双独二孩申请者中有29%左右主动放弃生育。
全国放弃生育的比例和申请者的年龄都低于上海,因此出生/申请比将高于上海。浙江省的女方申请者年龄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24岁及以下占3.3%,25~29岁占33.7%,30~34岁占46.6%,35~39岁占15.1%,40岁及以上占1.3%,那么申请者主动放弃生育的比例估计为17.8%。
上面分析的全面放开二胎后的“1767万补偿性出生”还需要扣除主动放弃生育机会的17.8%,只剩下1453万,只有翟振武预测的9700万的15%。
二孩申请会逐月、逐年减少,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将多出生581万、436万、291万、145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每年总出生人数为1964万、1819万、1674万、1528万,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其实,仍然还残余一些“笋壳”:如双独家庭原本是可以生二孩的,全面放开二胎对他们没有影响。
单独二孩实践验证补偿性出生
2014年1月17日,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6月1日,除新疆和西藏外的29个省、市、区(130799万总人口)都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8月31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约62万例,包括在政策之前266天内怀孕的约18万例(“超生”687人/天)。
可以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各省人口数和这次截止8月31日实行单独二孩的天数,进行加权平均。比如浙江总人口5443万人,到8月31日已经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26天,二者相乘,为1230048万人·天。将各省的数据相加,为19662664万人·天,除以130799万总人口,加权平均为150.3天。
也就是说到8月31日,相当于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150.3天,平均每天批准4124例申请;扣除政策出台前怀孕的18万例,那么新增申请是2927例/天。申请人数在逐月减少。假如全国今后214.7天每天批准2700例,那么一年(365天)只能会批准120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72万例以7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54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
根据翟振武的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后累计将多出生1000万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计将出生9700万,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数据乘以9.7,全面二孩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4万、393万、262万、131万,合计只多生1309万人,比上面用“剥竹笋”的方法计算的结果还少。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那么合计只出生1800多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7。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到2000万,峰值生育率能达到1.9、2.0就算很不错。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
中国能做好接生准备
我在2007年版、2013年版的《大国空巢》都提出: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高峰越高越好。纵观人类历史,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的经济繁荣。中国1963年到1974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亿多人口,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人口学基础。
二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60年代,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19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
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1970年代之后的婴儿荒;而美国经济能率先复苏,是因为在1980年代后生育率回升到2.1左右,又出现了一个婴儿潮。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拐点,缺乏增长点。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一方面是计划生育直接导致年轻消费者数量不足;一方面是很多人担心独生子女养不了老,不敢消费。停止计划生育的出生高峰将带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从孕妇服饰、婴儿奶粉、尿裤、哺育用品、洗护用品、婴童服装、幼教用品、多层次教育,到房地产、汽车等几乎所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将推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为孩子投资是一种本能反应,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长会不断地进行投资,大大改善内需市场。可见,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高峰是超级内需,是驱动经济的“孩动力”航空母舰!担心出生堆积,就像久旱担心下雨一样。
从宣布停止计划生育到婴儿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政府有时间引导医院和企业做好“接生”准备。
我与全国多地的妇产科和其他科的医生讨论过,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弹性很大,应付补偿性出生高峰是没有问题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年均出生2500多万都没有问题,现在医疗水平和条件还大有提高和改善。
婴儿食品和服装行业的弹性也很大。出生高峰对这些企业是巨大的商机,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市场可以引导企业将奶粉资源配置到婴儿奶粉上,并合理进口一些婴儿奶粉,政府也要大力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普及母乳喂养的知识。
目前城市的入学难是因为城市规划出了问题: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却没有建设足够的学校,农村教师还大量下岗。总体来说,中国教育资源是严重闲置的。中国小学在校人数从1998年开始负增长,从1997年的1.40亿下降到2013年的0.94亿。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师下岗,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发达国家需要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因此也就越低。佛教国家泰国、伊斯兰国家伊朗目前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4,而伊朗的生育率也只有1.9。台湾地区、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大陆,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07、1.19。
中国大陆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经济和城市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规划的,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鼓励生育的难度比台湾地区、韩国还要大。
中国一方面要面对生育率难以提升,一方面还要面对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在2011年达到1.14亿的顶峰后开始减少,到2032年只有0.65亿。另外,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却将由2012年的966万增加到2030年的约1350万、2050年的约1862万。即便是鼓励生育,也难以遏制人口锐减和快速老化。中国人口政策急需敦刻尔克大撤退式的战略转向。
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每年能多出生几十万人就算很大的政绩了。而之后鼓励生育(昂贵的“动能”)很多年,累计“多生”的人口可能还不如现在的补偿性高峰(免费的“势能”)出生的多。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是极不明智的。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014年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预测全面二胎年出生人数会达到难以承受的数字,但是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停止计划生育后峰值出生人数也达不到2200万。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鱼量多且脆弱,最好的办法是不挑,不拣,不分类,一锅煮之;小鱼久烹则糊,越糊越粘锅;如果慢慢翻的话,会被翻烂,因此要干净利索。中国计划生育几十年,“小鲜”已经快“烧糊”了,并且很“粘锅”(阻止停止计划生育的力量很大),该翻就得翻。《韩非子》:“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各种分人群、分地域的过渡方案也违背了“人生而平等”这一基本的立法原则。《尚书》:“树德务滋,除恶务本。”人口政策应该有治无类,尽量普惠。
很多人以为计划生育晚停止一两年没有关系。其实生育障碍率在逐岁提高,今年能怀孕的,到明年可能就怀不上了。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很多网友向我哭诉:以前能生时不让生;现在让生却生不了。晚停止一年,就多损失一年的出生人口。
就像产前的“阵痛”一样,停止计划生育的社会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但其政治、经济收益却是巨大的:可以节省财政支出,婴儿潮能刺激消费,给家庭带来欢乐、幸福、希望,给人们更多的人性和亲情,获得民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恢复国家持续发展能力。停止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因为大家都可以自由生育,不用牵扯到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生二胎的资格鉴定和管理。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4/1103/2682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