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日本的“敬老日”，刚过去的9月15号是今年的“敬老日”。当天，一位日本女性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就是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最长寿女性”、现年116岁的大川操。目前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大川女士出生于1898年。那一年，中国大清王朝的西太后仍然健在，距离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有13年。

敬老日当天，大川女士收到了曾孙响贵等家人、邻居和朋友们送来的花束，同时也得到了“健康长寿”的衷心祝福。她品尝着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高高兴兴。

多年来，大川女士一直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虽然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站起来，但是她每天都会坐在轮椅上外出散步，一日三餐也是准时准量。

每逢敬老日，日本厚生劳动省都会发布一份名为《百岁以上高龄者》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2014年日本百岁以上老人的人数达到58820人，较去年增加了4423人，连续第44年刷新了“百岁以上高龄者人数纪录”。其中，百岁以上女性人数多达51234人，占整体人数的87%。男性方面，现居住在日本埼玉县的111岁男性百井盛是日本的最长寿男性，同时也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认定的“世界最长寿男性”。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还显示，到目前为止，每10万日本人中有46.21位百岁以上老人。但是，预计在今年年内，百岁以上老人将新增29357人。所以，日本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首个“百岁以上老人人数占人口总数0.1%”的“超高龄化社会”。

即使不以“100岁”为基准线，日本的高龄化社会现状同样让人咋舌。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全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数为3296万，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5.9%。也就是说，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但是，仅仅九年前，这个比例数还是“5：1”。由此可见，日本的高龄化日趋严重。长此以往，“3：1”的情况预计将会出现在21年后的2035年。

就这样，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先驱”，率先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呢？

如果你来日本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东京的出租车司机基本都是老年人，在麦当劳里打工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乘坐东京都内公交车的乘客大部分还是老年人，以至于车内的“老年人专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我居住的这幢位于东京中心地带的高层公寓里，240户住户中有一大半是老年住户。其中，尚有能力下厨的老人们每天都给附近的大型超市打电话，订购一日三餐所需的食材并要求送货上门。而那些无力下厨的老人索性就向附近的“711”便利店“电话订餐”。当然，前来送食材或送餐的人大多并不是日益减少的日本年轻人，而是在各处兼职打工的以中国人为主的外国留学生。

在这些老年住户中，身体硬朗的人会经常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说到健身房，现在东京都内各大健身房的会员，半数以上都是老年人。我家附近的一家健身房，老年会员人数比例甚至高达八成（大部分为老年女性）。每次走进这家健身房，我都有一种进入了“老年人中心”的感觉。

有这么多身体健康、可以去健身房健身或者外出购物的老年人，也就自然会有很多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而在这些老年人所患的疾病中，“认知障碍”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各位市民，附近一位身着蓝色衣服、灰色裤子的80岁左右男性目前行踪不明。如有线索，请联系市政府。”

走在日本街头，我们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类似这样的广播。众所周知，一旦上了年纪，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会同时衰老。当一个人的大脑衰老到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时候，这个人就患上了“认知障碍”。目前，身患这种疾病的日本人多达800万人，较20年前翻了6倍。换句话说，现在每15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认知障碍患者。

认知障碍的第一个症状是“健忘”。比如，患者会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吃过饭，明明刚吃过，没过一会儿又吃一顿，这样会造成患者体重激增；又比如，患者明明没有吃饭，但却误以为自己已经吃过了，这样的“节食”就会导致患者体重急剧下降。除此之外，忘记银行卡的密码无法取钱、去超市买回和昨天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忘了吃，最后只能白白扔掉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认知障碍的第二个症状是“乱走”。有些患上认知障碍的人虽然记忆力衰退，但是身体还依然十分健康。如果他们耐不住寂寞外出散步，那么很有可能走着走着，就忘记了回家的路。最后，他们只好在住宅区附近“瞎转悠”。

以前在晚上走过住宅区，我们经常会看到瘫倒在路边或是步履蹒跚的醉汉。但是现如今，我们遇到的一般都是“穿着睡衣散步”的老年人。通过他们与众不同的着装，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些人都是找不到家的认知障碍患者。在他们的衣服口袋里大多会放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住在……如果您发现了他，请致电……”。但是，如果他们出门的时候忘带了这种卡片，那么即使被找到了，也无法被送回住处。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夫妇双方都患上认知障碍的案例急剧增多。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夫妻双方认知障碍”。据统计，在日本的80岁以上的夫妇中，每11对夫妻中就有1对夫妻都患有认知障碍。在这些不幸的夫妻身上，悲剧很容易上演。比如，妻子忘记了自己正在用煤气灶做饭，而丈夫也忘记了关火，那么这样就一定会引发火灾。或者夫妻都忘记了打扫房间、忘记了定时丢垃圾，那么家里的垃圾就会堆积如山。更有甚者，这种“夫妻双方认知障碍”还会引发一方把另一方杀死之类的恶性犯罪。

现在，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会在超市偷窃，也会伤害他人或者杀人。所以，日本的监狱已经变成了满是老人的“敬老院”。但是，这些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却并不记得自己犯了罪。

如此一来，如果家里有认知障碍的父母，那么子女就只能辞职在家看护。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个称谓——认知障碍停职。很显然，伴随着这种认知障碍停职案例的增多，日本经济肯定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已经让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变。

比如，被誉为日本社会“安定象征”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深陷全面崩塌的危机之中。日本法律规定，在日本居住的所有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居民（包括在日本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都有按月缴纳“国民养老金”的义务。凡缴纳满25年者，可自60岁退休时起领取养老金。

这一体系曾对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1985年，日本政府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下限”提高到了65岁，现在又在讨论将这一下限再次提高到70岁。可是，由于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年轻人）远远少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即日本的老年人），所以无论将“年龄下限”提高多少，养老保险体系的崩塌都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在2009年的大选中，日本民主党通过向民众承诺“严防养老保险体系崩塌”等方式，获得了执政大权。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民主党虽“励精图治”，但依然逃不过“下野”的命运。取而代之的自民党安倍晋三政权自成立后便将大量养老储备金（GPIF）投进了股市，以求通过股票收益缓解“养老金危机”。但事实证明，在全日本范围内对日本股市持乐观态度、同时力求通过“安倍经济学”促进股价上扬的就只剩下安倍首相一个人了。一旦股价下跌，已经出“管涌”的“养老储备金大坝”必然顷刻倒塌。

如果日本真的成为了这样一个超高龄化社会，那么日本的年轻人无疑会最先“殉葬”——他们身上背负的担子将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尽管如此，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也并不是都在抱怨自己“时运不佳”。举个例子，被誉为“战后日本年轻人最艰苦战役”的大学入学考试已经变成了“虚设”。由于希望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人数少于日本各个大学的定员数，所以除了极少数名牌大学外，只要你参加入学考试就一定能“金榜题名”。于是，不少日本的大学干脆取消了入学考试，单凭“资料审查”和“面试”来招揽学生。如果这样做都招不满学生，那么这些学校就打着“国际化”的招牌，大量吸引外国留学生。我所任教的明治大学是东京六大名牌学府之一，但是我的班上也有近四成的学生是外国留学生。

另一方面，伴随着日本老年人的增多，年轻人的逐渐减少，原本依赖年轻人的众多产业也随之遇到了巨大的发展阻碍。比如，东京虽然得到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但却陷入了“大量缺乏劳动力，以至于无法建设体育场馆和奥运村”的窘境之中。

获得了举办权却无法举办奥运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唯恐做出如此贻笑大方的事情。所以，他开始动员日本的女性进入社会。在9月3日进行的内阁改组中，安倍擢升5位女性出任内阁大臣，以此表达希望更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的“美好愿望”。

日本社会一直保留着源自中国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儒教思想和传统，女性一旦结婚就会辞去原来的工作，专职在家“相夫教子”。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基于这一模式而形成的——如果家里有无收入的专职主妇，那么这个家庭每年可以扣除最高35万日元的税金。如果妻子的年收入超过135万日元，那么这个家庭就要交纳更多的税金。

很显然，安倍首相只希望尽快通过动员作为“社会潜在劳动力”的女性进入社会来解决已经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的“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女性的产后继续就业率仅为26.8%。所以，估计安倍首相真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提倡像中国那样的“男女平等”。

除了以上的变化之外，随着超高龄化时代的到来，日本的消费动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例如，在20多年前我还是个青春少年时，每逢2月14日的情人节和12月24日的平安夜，各种“商战”百花缭乱。所有的商场里都摆放着面向年轻人的各式精美礼物，各大餐厅都推出了迎合年轻人口味的特别菜单。但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情人节商战”和“平安夜商战”很一般，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母亲节商战”和9月的“敬老日商战”。

近年来，“敬老日商战”愈演愈烈，而且每年都有一个关键词。今年的关键词是“青春重现”。所以，能够让人看起来年轻几岁的美容器械、色彩斑斓的时装、花哨的手机都成为了热销产品。9月8日，日本内阁府刚刚发布了一组令人沮丧的数字——由于从4月1号的消费税税率的提升（由原有的5%提升至8%），2014年第二季度（4-6月）GDP按年率计算的增长率萎缩7.1%——这场充满了“活力”的“敬老日商战”就立即让人们看到了“青春重现”的希望。

事实上，现在牵引着日本经济发展的正是我们口中的“高龄者”。总务省开展的“家境调查”结果显示，将储蓄额减去负债额后，30岁阶段户主的平均资产为－342万日元，40岁阶段55万日元，50岁阶段1139万日元，60岁阶段2052万日元，70岁阶段2101万日元。由此可见，日本的绝大部分资产都掌握在“高龄者”的手上。也就是说，老年人才是日本消费的主力人群。

由于老年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放心、安全的社会”，所以在今年2月举行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承诺“让老人放心，让老人安全”的日本原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以压倒性的支持率成功当选。目前，舛添知事正在积极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将因少子高龄化而倒闭的学校改为养老院，将东京都变成一个充满无障碍设施（无楼梯）的都市等等——毕竟，当老年人成为社会的“主角”时，我们就必须要优先满足他们的要求。

不过，与得到了“老人钱”的东京等大城市相比，很多地方性小城市就悲惨了许多。比如我母亲的故乡、除冲绳之外的日本最南端的九州鹿儿岛县就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过少化”现象。因此，母亲不得不在10多年前就把先祖的墓移到了九州地区的最大县福冈县的郊外。

刚过去的中秋节，我去福冈扫墓。在郊外，我看到了一排又一排的空屋，这让我大为震惊。对于一个居住在东京的人来说，这样的单门独栋的房子让人羡慕不已。但是，面前的这些房子都是数十年前的建筑。时至今日，房屋的主人或是驾鹤西游，或是住进了养老院。他们的孩子们也因为房屋地理位置上的不便而搬去了市区。白天的时候，由于有阳光的照射，这里一片祥和。但是到了晚上日落之后，由于没有灯光，这里立刻变成了一座“鬼城”。

不过，虽然身处“鬼城”，但是仍有一家生意兴隆、分店多达26处的店铺——高山典当行。这是一家专门收购老人的珠宝和贵金属制品的“当铺”。如果老人的子女继承了这些遗产，就需要缴纳高额的税金，所以还不如趁早把这些东西卖给典当行换一些实实在在的现金。

在这样一个“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区，究竟有谁会来典当行买上这些珠宝呢？怀揣着这个疑问，我走进了高山典当行。对于我的提问，店员用手指了指身旁的柱子。柱子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赫然写着7个中国字“欢迎使用银联卡！”。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国旅游团进入了这家典当行，争先恐后地购买珠宝。我和其中的一位中国游客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这里的翡翠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三分之一，其他的珠宝价格不到中国国内的一半。

后来，我对一位九州经济调查协会的干部说起了高山典当行的情况。他微笑地对我说：“现在，中国人买的是珠宝和翡翠，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来买田置地。从大连坐飞机来福冈只要一个小时，从上海到福冈也只要一个半小时。美丽的大海、清新的空气、新鲜的海鲜、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发达的社保，这些足以吸引中国人的眼光。反过来说，九州这个高龄化和人口过少化严重的地方也只有靠中国人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吧。”

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在九州。步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全日本必须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

但是，中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超高龄化社会。2011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65岁以上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8.87%。全球最大的超高龄社会已经离中国不远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似乎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社会了。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4/0922/2666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