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分配，是当代中国颇受关注的两大现实问题。生育政策的严格推行，使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并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我国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人口转型，由“高、低、高”模式转变为“低、低、低”模式，“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甚至进入“超低生育陷阱”。

在收入分配领域，过去近20年的一个典型事实是：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普通百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比例越来越少。这不仅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有效提升，也给社会和谐稳定造成隐忧，并成为近年来频发的工人群体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有关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等话题，屡屡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关键词。

收入分配与人口因素紧密相关。这一议题的系统讨论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Kuznets曾提出，高生育率往往会带来收入水平下降。Bryan等学者强调，高生育率和人口增长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根源，快速的人口增长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加重，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收入比重下降，从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Krueger强调，人口老龄化将改变资本和劳动要素报酬，使得工资报酬上升而资本回报率下降，进而影响整体国民收入分配。

从作用机理看，老龄化通过提高储蓄能间接地促进资本集约，资本集约度提升则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在于，资本与劳动在生产函数中的相互关系。若两者是互补关系，则资本集约度上升将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若两者是替代关系，则资本集约度上升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若两者既非互补也非替代关系，则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集约程度无关。

来自中国的数据和跨国经验案例，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即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以及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具有显著效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分配影响更多地为顶部老龄化 （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所推动，而底部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对收入分配虽有影响，但其作用空间变得十分狭窄。而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非OECD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更多是来自于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而非老年抚养比上升的推动。这预示着，人口老龄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格局，具有阶段性变化的规律。

根据中国人口形态，在可预期的未来几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下降空间非常有限，而老年人口比重不断累增。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在此情形之下，倘若我国经济形态其他因素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那么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或者低水平状态将难有改观。

上述分析对于反思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考虑到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经济行为差异之事实，应兼顾代际公平，在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前提下，通过财富资源的代际转移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升。

第二，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不仅可以平抑人口负增长的态势，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供给，还有助于延缓老龄化步伐，从而赢得时间和财富，以应对老龄化经济社会的挑战。

第三，鉴于当前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复存在、人口红利不断衰减的情形，应创造一个更加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参与率。这样，劳动者分享比例越高，资本报酬占比则相对降低，国民收入分配将更加平等。

第四，在当前“资强劳弱”背景下，应加强劳动立法，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是对十八大所强调的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者报酬要和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一种积极回应。

总之，顺应人口发展阶段要求并做出政策调整，不仅事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事关已经老龄化的中国之未来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研究”（13CRK025）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共识网，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详见：

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obtain/Forward/201407/t20140717_2026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