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横看成岭侧成峰，换个角度，人口从一些省份流出以及空心村的出现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和“空心村”的出现
你说，如果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出现了人口的净流出，这是一件很值得紧张的事吗？
在中国，就有这样些“人口净流出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报道这样说，“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比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再如安徽，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省常住人口为5950.1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5986.0万人相比，十年共减少35.9万人，下降0.6%，年平均下降0.06%。全省普查登记的户籍人口为6862.0万人，与常住人口相比，全省净流出到省外半年以上人数为911.9万人。在2005-2010年间，安徽、河南、四川三省的流出人口分别为553万、543万和499万，成为人口流出最多的三个省。
一个相关的现象是，中国农村现在正在出现很多“空心村”，随着人口逐渐迁出，村里只剩老人，之后，随着老人故去，空心村则逐步消失。空心村中老人的生活状态的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空心村里未迁出的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但是，也要看到，空心村的出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关心空心村里留守人口的生活状态，并不等于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
农村出现空心村，部分省份和地区出现人口的净流出，这一定是坏事吗？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人口的流出只是人们不断在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意味着，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创造在空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一些地方和一些城市比别的地方更加具有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成为人口流入的地区。而反过来，另外一些地区相对缺乏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的竞争力，就会成为人口流出地。这恰恰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不要忘记人口本身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人口的空间再配置是世界普遍现象
试想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发达，一定会经历城市化的进程。这意味着从人口的分布来讲，大量的人口将从农村集中向城市。而在城市之间，也会出现人口逐渐向大城市及其周围的都市圈集聚的过程。换句话来说，在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当中，也一定曾经不断出现空心村的现象。甚至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城市化的今天，随着人口向少数大都市圈集中的过程，也同样有不少城市，它的人口规模是在萎缩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些地区人口流出并不是少数现象，而是广泛存在的。仅举一例来说明此问题，在挪威，近年来出现的趋势是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在这里所附的图表示2005-2009年间的人口流动方向，蓝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流出，淡红色圈表示的是人口正增长，但速度低于全国平均，而深红色则表示人口的净流入，且速度快于全国平均。看，图中越大的圈表示人口越多的大城市，它们都是深红色的，而小圈表示的是小城市，它们大多也是蓝色的人口流出地。
如果出现产业的衰退，人口的流失则更为严重，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汽车城的人口从2000年的95万下降到2010年的71万，十年间，人口降幅达25%。底特律人口1950年曾经达到180万的高峰，当时在全美排名第五。但随着汽车产业的衰落，底特律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大量房屋出现空置。
人口流出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80%的人仅仅集中在大约4%的国土面积上。根据人口统计，美国总人口为3亿多，其中，9个人口最多的州拥有略多于一半的总人口，25个人口最少的州拥有的人口占比不到六分之一。如果凭直觉，这会给人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美国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每一个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高度一致，美国中部的一些州人口只有五、六十万，但这些州的人均GDP和那些人口众多的州几乎是一样的。不难想象，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一个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它的人口也在逐步走向高度的集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州和州之间的人均GDP却是高度平衡的。
换个角度看，人口流出是好事
中国是一个正在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国家，空心村的出现和人口从一些省份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结果。对于空心村，政策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运用行政的力量阻止人口流出，而是应该去顺应这个过程。一方面，让那些去寻求更高收入和更好就业机会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流动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对于那些不想流动的居民，当然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他们在农村的家乡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为留守的老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上的关爱。同时，应该要注意到，农村的一部分留守老人并不一定是自愿留在农村，而是因为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他们如果随子女进城将面临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于这部分居民，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他们能够与在城市生根的家人团聚。
人口不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流出，就很难提高这些地方的劳动生产率。中国总有一天会达到70%以上的城市化率。如果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不断地加强国际竞争力，不断地创造就业，那么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0%也并非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不断提高。不用过于担心农村人口的减少会危害农业，恰恰相反，人口的流出是农村地区提高规模经营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随着空心村现象不断发展，一部分的农村社区将逐渐消失，原有的宅基地不断空出，复耕为农业用地，现有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就将逐渐转变为大农场的模式，这样，农民的收入水平才可能不断提高。只有农村不断提高规模经营的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农业成为能够致富的产业，才可能成为一部分人留在农业的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古村落将逐渐演变成为旅游地。在今天的农村，已经有不少古村落正在快速地发展旅游业。一些产业资本进入古村落进行开发，加快了农村旅游的发展，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另一途径。什么样的空心村逐渐消亡，宅基地被复耕为农业用地，什么样的村落有保护的价值，逐渐转变为旅游地？说到底还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在这一过程当中，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当地规制，防止市场急功近利，对于古村落文明过度的毁坏。
当前在中国农村有大量老人和女性留守的原因是在当前制度限制下家庭居民难以实现居家迁移，于是总是优先将年轻男性送到城市去打工。中国移民家庭的举家迁移率只有20%左右。如果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到位，大量家庭仅输送年轻男性进城打工的局面就会发生变化。未来农村人口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部分年轻人将会回流，而这样的趋势正在出现。
女性和年龄稍大的农村居民仍然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最近，李辉文和熊瑞祥的研究发现，大量农村妇女因为在老家照顾孩子，影响了她们从事非农就业。而如果家里老人健在，就可大大缓解女性因为照顾孩子而无法外出打工的现象。这说明，农村的留守女性实际上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城市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服务业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并源源不断地为未来进城的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服务业对于体力劳动的要求远远低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这意味着，只要改革到位，未来农村居民举家迁移的趋势越来越强，既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流动状态下家庭分裂的现状，又可能为未来的城市服务业不断输送劳动力。这样的未来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到发达国家走走，看一看在国外餐馆里服务员，或者国外航空公司上的空乘人员，就知道女性和年长者在服务业当中就业的前景非常广大。
从容应对人口流出
当前人们对人口流出和空心村的紧张情绪，还是因为一些传统思维在作怪。人口在一个国家均匀分布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尊重人口在空间分布上集中于少数都市圈的客观规律，就有可能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去人为地尝试扭转这种趋势，反而事与愿违、事倍功半。
在底特律的历史上，就曾经尝试通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如果没有持续的产业发展，结果是人口流出没有被遏制，而公共设施的投入巨大，却没有相应的回报。底特律政府最终走向破产，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共设施的巨大投入和人口流出成为了一对日益尖锐的矛盾。
在中国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乐观地估计本地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试图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造房子来吸引人口。事实上，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有产业有就业才能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设施和住房的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脱离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过度地在基础设施和住房上投资，试图以此来吸引人口，结果很可能形成一些空城，反而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人口流出地通常都是相对来说距离大都市圈比较远的地方（这点，在挪威的图上也看得出）。因此，要通过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缓解人口流出的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口流出地走出困境的另外一条出路是，发展那些对于当地来讲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比如说旅游和大规模的农业。发展这些经济，并不一定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得这些在本地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可以为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人提供就业岗位，人口流出，反而在人均水平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强调地方的GDP总量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当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压力。中国早就该放弃GDP指标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弃也应该尽早做出调整，应该从GDP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GDP的考核。特别是对那些人口流出地来说，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过于担心人口流出。何必要求黑龙江这样的省份保持与全国同步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呢？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住那里，又何苦呢？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此文发表于2015年1月6日《东方早报》。
网络来源：陆铭博客http://lumingfudan.blog.sohu.com/30744403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