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有光，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 1971）。曾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1974-2012）与荣休教授(2013开始)。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讲座教授。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学术期刊（包括AER, Economica, EJ, JPE, RES, SCW）发表两百余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创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发展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近年兴趣包括快乐研究、环保经济学与进化创世论。
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当人们遇到拥挤时，经常会想，如果这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如果这车厢内的乘客数目减少一半，那该多好！因而，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拥挤与污染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应该也想想，给定人均投资，如果人口与车辆的数目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多数会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客只有一半，就不能够有这么多地铁的线路，不能够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多数会下降！
笔者住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有时要乘179号公共汽车，将要走到车站时看到连接错过两辆179，以为至少非等个二三十分钟不可，但不到两分钟，第三辆179就来了。这是人多的好处呀！
另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人们认为人口增加（或是外地移民进入本国或本市），使本国的人均资源减少，因而减少人均收入，对现有人民不利。至少在市场经济的情形，这是错误的。在以前公产共享的时代，例如土地按人头数目分配，一个家庭多生孩子，减少其他家庭的人均耕地，造成外部成本，如果没有取消这种分配制度，可能须要限制生育。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情形，大体上新出生的人（或外来移民）并不能够无偿地占有属于原有人们或政府的资源。人口的增加，可能会使劳工的工资下降，而对原有劳工不利。然而，这使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有更多的劳工来配合，生产力会提高，收入会增加。可以论证，即使没有规模报酬递增，其他要素的收入增加的量，大于原有劳工工资减少的量，而使原有人们的总收入增加。（详见笔者的《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
贫穷劳工收入减少，而富人收入即使增加更多，未必更好。然而，与其采取违背效率的政策，不如多在总收入方面帮助穷人。在具体政策上以效率挂帅，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
如果考虑到规模报酬递增与从分工而来的专业化的经济等因素，人口增加（不论是由于生育或移民）的利益更大。除了上述一书所论述的理论，我们也可以看看事实。同一个国家，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里人们的人均收入高，还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的人均收入高？同一个地球，是人口密度很低的非洲，还是人口密度很高的欧洲人均收入高？科技的飞跃与工业革命是发生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还是发生在人口密度很低的地区？美国如果没有大量的移民，如何能够称霸天下？
一个国家人口增加的很重要好处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人均成本大量减少。尤其是在国防、广播与研究等纯公共物品上，这好处很巨大。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一个14亿人的中国与一个7亿人的中国，总国防开支大约是一样的，但是人均负担只有一半。进一步说，人多天才的人数也多，出现重大知识增加与科技飞跃的或然率也比较大。还有，Harry Clarke 教授与笔者也论证过，即使考虑到人口增加会增加污染、拥挤等外部作用，只要对这些作用征收适度的污染或拥挤税，则原有人们也会从人口的增加而获益。
难道完全没有限制人们生育的理由吗？笔者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不排除政府干预的可能有利作用。然而，干预须要理由，尤其是在限制人们生儿育女这么重要的决策方面。政府干预的初步理由（还不是充分理由，因为干预后可能更糟）是市场失误。如果人们的自由选择，在市场的调节下，出现严重失误或低效率，政府可能可以考虑干预。 根据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外部作用，没有无知与无理性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能够达致最有效率的资源分配与生产。 因此，政府干预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些下述情形：收入分配太不平均、重大的（尤其是非自然非创新而是行政原因形成的）垄断力量、严重外部作用 （例如污染）、人们的严重无知与无理性。
在人口生育问题上，排除了公产共享的外部作用，主要能够成为政府干预或限制的理由是人们的严重无知与无理性。不能排除，尤其是在教育水平比较低，受传统多子多福的概念影响很深的农村，有些人由于无知或无理性而选择对自己不利的生育，甚至自己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对社会造成负担（这是一种外部成本）。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情形，干预的形式可以是提供知识与家庭计划之类强制性比较低的方式。在非不得以时，才采用比较强制的办法。
在大城市的情形，根据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区的经验，问题在于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政府反而刻意鼓励人们多生，而未能取得明显成效。长期而言，不考虑移民，人口结构等因素，平均每个妇女须要生超过两个孩子，才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不变。然而，新加坡的数据只有1.29，远远偏低。
一个家庭，如果在有充分知识下，理性地选择多生一个孩子，也能够负担孩子的护养、教育等费用，没有对他人造成重大负担，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生育呢？根据快乐研究，孩子出生后，多数也会有快乐的一生。（详见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而且，对于那些很不快乐的人，他们还有选择‘走出去’（自杀）的道路。对那些被强制只能够生一个孩子，而在停止生育能力后‘失独’（独生子女去世）的孤苦老人，却没有再重新选择的机会了。对那些本来可以出生，但被政策限制而不能出生的‘无主孤魂’，他们也不能够选择‘跳进来’。强制限制生育的政策的可能重大扭曲，可想而知！笔者是家中的老七。当时即使只有‘五子女’、‘六子女’政策，笔者就没有出生的机会！笔者一生非常快乐，非常愿意有这个出生的机会，也没有对父母与兄弟姐妹或社会造成重大负担，相信对社会的净贡献是正的。笔者强烈反对不让笔者有出生机会的政策！因此，笔者强烈支持这次人口政策的放松，问题是，放松的时间是否太慢了，放松的幅度是否太小了？
文章来源:财经网
详见：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167-6251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