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卢周来，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转型与改革相当于走过西方30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正出现某些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要知道，中国由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的社会变成一个正在落实全民享有保障的社会，只花了短短十几年，而西方自出台《济贫法》开始，用了200多年才接近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尽快成为一个既富裕又公平的国家。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深化改革，创新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尤为重要。

一个是收入分配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要努力推动实行“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底线（脱贫），二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低），三是扩大中等收入（扩中），四是抑制过高收入（抑高），五是取缔非法收入。其中的工作重点是精准扶贫，目标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为什么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重要的事情？因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认同感较强，比较理性务实，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能产生稳定社会的作用。改革的目标不是均贫，而是共富。现在有些媒体在讨论分配改革时，经常拿公务员待遇说事，质问为什么公务员有那么稳定的保障，主张把他们的铁饭碗都砸掉，好像让公务员跟农民工拉齐才高兴。这个倾向是不对的。改革不是要剥夺中产者的福利，把他们拉到农民工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中产者，要追求共富。不能一说“并轨”都要向低处看齐。

另一个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这一改革对社会公平有很大的意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儿？作为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要求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运作有序保证。政府的目标主要是增进全社会福利。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政府抓发展也不可少。所以，下一步政府转变职能的重点是：政府不能再像原先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抓GDP增长上，而应该放在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社会管理中，应重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公共服务中，应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改革的方向。如果政府职能的重点得到转变，GDP不再是优先关切的话，资本自然就不再享有特权。习近平总书记说，企业家和政府之间要建立“清”、“亲”的关系，这样做将使得权力和资本相互利益输送的管道机会大大减少，腐败的机会也就会大大减少，结果就能极大促进社会公平。腐败和非法暴富现象，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意见最大、对社会公平危害最大的事情。如果政商关系能够正常化，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

还需要指出的是，出台任何一项与再分配相关的改革方案，既得利益集团都会采取抵消策略。所以，有关政策要充分酝酿，一旦出台就不改变，这样政策就有公信力。更重要的是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谋划改革要以人民利益至上，在人民利益面前，任何局部的、部门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少数人的利益必须让道。出台改革举措要尊重人民的利益和首创精神。判断改革的成败，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这样才能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借市场化改革之名、行涨价之实，防止改革红利落入少数人的口袋。

文章来源：光明网

详见：http://theory.gmw.cn/2017-03/13/content_239539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