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晓鹏，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探寻过往的发展历程，是为了更好地辨明道路与方向。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五大发展理念”，从经济转型发展阶段的概括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补充完善，从全球化参与者到贡献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民经济发展蓝图和工作思路、国际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清晰。展望未来，在思想认识领域还有两个重大课题需要把握。
　　一是经济发展的“双重陷阱”正在逼近，实践呼唤理论创新。
　　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距离第一个百年目标越来越近。发展虽然会有曲折，但终将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课题。然而，如何跨越？动力来源何处？还需要细细探究与思考。
　　一般认为，认识起飞经济和发达经济，理论上对应着发展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但从“起飞”向“发达”过渡的这个阶段里，鲜有成熟理论样本可以借鉴。转型经济学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都是基于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推论。而国情、社情、民情、党情的客观差异，注定了这些理论都难以准确解释乃至指导未来的中国经济。
　　因此，未来的中国实践亟需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回顾过往，我们用了60多年的时间，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发展中不断纠偏，终于创设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有三条经验值得重视：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不动摇，二是成功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三是在遵循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规律的基础，开辟具有原创意义、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二是“双后时代”特征显现，需要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达成共识。
　　在所谓后金融危机与后全球化时代，世界面临着规则重构与合作共赢的强烈需求。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国家力量的主导，由此政府作用必须有效提升。在近代经济史中，大规模的“政府力量兴起”曾经发生过三次：上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二战后的世界经济萧条时期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复苏期。今天看来，这种政府力量的兴起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相关各国经济复苏与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强调国家力量和政府作用，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经济学的“政府—市场”一般关系进行思考。任何脱离时代背景的经济学分析范式，终究是一种“无用之见”。
　　新形势下，顺应“双后时代”要求，需要以政府重构为重点，协调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政府重构，内容上包括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重大内容。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即政府必须以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市场趋势、强化市场力量为基本前提，政府的有为需要通过市场的有效来体现。反之，市场主体必须对国家战略诉求有担当、对国家责任有义务、对国家能力有贡献，有效市场必须以顺应政府有为的目标为基本要求，为经济“起飞”向“发达”的顺利转变发挥促进作用。
　　从实施机制角度讲，还需要优化机制建设，包括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两个部分。加强信息机制的优化，为的是强化政府对资源的动员、集结、调配能力和效果，以确保相关主体不折不扣地贯彻和执行国家意志；通过激励机制的科学设计，为的是充分激发政府“愿为”“有为”的动力，打破不作为、不敢为的执行僵局。
　　总之，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的今天，伟大的中国实践需要更好的理论解释、经验剖析和思想创新，需要立足世情、根植国情、明辨社情、顺应民情、通晓党情。

文章来源：光明网

详见：http://theory.gmw.cn/2017-02/14/content_237206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