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农民意识的　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0》等。编著有《文革中的名人之思》、《百年春秋》等。

读晚清史，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晚清的财政收入，从来都不宽裕。从理论上讲，这个朝廷拿不出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的经费，因为国库没有这份专项的资金。但是，每次的仗都打了，打败之后，巨额的赔款，也都按时支付了。即使像甲午战争那样2.3亿两天文数字的赔款，由于日本要得急，不得不靠跟西方列强借高利贷来应付，但这些高利贷，也都还了。要知道，除了最后几年的新政，晚清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一直都在7000万两左右徘徊。如此窘迫的财政收入，是怎样应付如此大的额外开支的呢？

问题的答案，在朝廷的行政杠杆上。事实上，只要朝廷把每次额外的开支，比如军费、赔款什么的，按比例各省摊派下去。以官帽子相威胁，高压之下，总能榨出钱来。当然，各省长官，每到这种时候，就把摊派分解，向府州县压下去，同样以官帽子的有无相威胁，无论多大的额度，钱总是会有的。反正，是朝廷压下来的事儿，谁要是不卖力，参掉他就是。当然，最终所有的负担，都会落到老百姓头上。就像一个晚清官员说的那样，百姓的钱，就像谷糠里的油，你只要挤，总还是有的。

不仅朝廷有事，用这个办法弄钱，就是各省有事，也可以照此办理。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所到之处，广州、杭州和南京，其实英军都可以轻松拿下，但之所以没有动，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都付了“赎城费”，每个城市几百万两不等。守城的将领和地方大员，只要城没有丢，就可以谎报军情，捏败为胜，糊弄朝廷。原本连军饷都开不出来的清军和地方大员，也是靠层层摊派，活生生逼出这些银子来的。即使朝廷没有下令摊派，但打着朝廷的名义干，一样有效。后来的教案以及各种地方赔款（义和团运动过后，某些北方省份，地方赔款达到几百万两之多），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不要朝廷出钱，就可以把事情摆平。如果真的要朝廷出钱，那么当地的地方官乌纱帽就别想要了。有的时候，朝廷额外要用钱，比如说西太后过生日，修三海，修颐和园。西太后不要地方摊派，而是要官员报效。明摆着，谁报效得多，谁今后的日子就好过。官员会真的从自己的腰包里拿钱？当然不会，想尽办法，总可以找个借口，再从老百姓身上榨出来。

拿地方官的官帽子做文章，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压力杠杆。晚清候补的官员多，排上班了，得官不易，好些人还是花钱买来的官帽子，即使不是花钱的捐班，排队候补，补上缺也得破费。因此，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官帽子开玩笑。只要上面的摊派下来，都会认真去办。当然，由政府出面，采用暴力手段，挨家挨户要钱，似乎也是不行的。这样的笨伯，也不是没有，但弄得不好，就会惹出乱子，一样丢了乌纱帽。一般来说，聪明人都会先找商家垫付，然后把这项摊派，化为日常赋税之上的摊派，再收上来。每到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会发现，自己今天应交的赋税，摊派之上，又加了新的摊派。如果不交，就以抗税单个处理，班房坐起来没完，为此丢了性命的，也是有的。但由于每次增加的份额，都不是那么显眼，所以，因此导致的抗税反应，也就不那么强烈了。

一般来说，各级官府，从书吏到衙役，都喜欢这种额外的摊派。摊派是任务，更是机会。让他们有借口去勒索百姓，敲诈商家。每当这样的时候，显然不是只有穷人倒霉。因为如果单勒索穷人的话，还真的就勒不出多少钱来。弄出人命来，怎么说也是麻烦。所以，那些没有来头，没有靠山的商家和富户，就成了官员和衙役们首选的目标。

不用说，这样的摊派多了，有时候难免杀鸡取卵。搞大发了，寅吃卯粮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最大的问题是，很容易把一个地方搞得山穷水尽，商旅不行。等到下一任来的时候，民穷财尽，地方糜烂，留下巨大的窟窿。但是，地方官哪里会理会这些，只要能刮，就尽量刮，刮不了了，再说。只要我这一任把上面的摊派应付了，把我自己的宦囊弄满了，后面哪怕洪水滔天，跟我也没关系了。

只要威胁动官帽子，就一定能找出钱来，这个道理，当年的老外，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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