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玉，《南风窗》记者。

 

在中国备受关注的诸项公共政策中，或许不会有比“全面二孩”新政更依赖数据的了。作为一项长期、宏观的人口政策，无论是人口的即将爆棚还是急速减少都需要基于调查、模型与测算去进行提前预警，政策调整后的效果亦需要数据去检验。

这时候，数据的准确、预测的科学、学界的切磋就显得尤其重要，一张数据表或将彻底改变千千万万人生。我们不禁要问，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数据支撑？

到底多少人会生二孩？

从想生到能生，再到真的生出了第二孩，中间有从思想到行动的漫长过程。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并不是独立的“各家行为”，而是关涉到人口是否扎堆出生、妇幼保健资源是否跟上、教育资源是否配套等方方面面的准备。

当民众在揣测国家什么时候完全开放二孩的时候，相关部门也在调研民众真实的生育计划，政策调整的时间节点也将对后续人口数据的测算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窗口。

在2013年11月“单独二孩”政策公布之前，国家卫计委当年8月就曾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过一次全国生育意愿调查。分析6.3451万份有效问卷后发现，经推算，现有一孩的单独家庭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高达60.8%。然而问及具体生育时间的时候，单独家庭又有59.0%做出了“未确定”的模糊回答。

那么，单独家庭“想生二孩”的比例真的超过6成吗？

公布“单独二孩”政策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6月调查了湖北省1.0030万个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有效样本，仅有23.26%的人明确回答“要二孩”，高达57.29%明确回答“不要”，其余的人则称“还没想清楚”。2014年8月福建省泉州市卫计委分析561份有效调查问卷后发现，从总体上来说，单独夫妇意愿生育二孩的比例只有24.8%，跟不同调查中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达到45%～60%的比例有明显差别，但跟湖北省的调查结果比较接近。

“刚听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时，您当时是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

“您有没有生第二个孩子的打算呢？”

“没有。”

这是居住在武汉市、从事社会审计工作的卢女士给《南风窗》记者的回答。她是双独家庭，她和老公的年龄是34和35岁，已经有一个3岁多的女儿，生活还算小康，也没有房贷的压力。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生育第二孩的打算，她坦言：“经济压力大占了80%的原因，另外两成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

截至2015年9月底，全国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条件的1100多万对夫妇中，仅有16%左右（176万对）提出了“二孩申请”，关于“二孩政策遇冷”的评价愈见强烈。单独二孩政策公布1周年之际，2014年11月全国仅有约70万对夫妇提出二孩申请，跟此前预计的每年约200万对夫妻申请差距较大。

有许多人仍停留在“中国人愿意多生”的老观念上，并没有意识到新一代的变化。从生育意愿的历史调查来看，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一直在下降。中央财经大学侯佳伟教授研究了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13人，90年代减少到1.90人，2000年以后进一步减少到1.67人，而且生育意愿在数量上也越来越趋同。

扑朔迷离的数据

“我们现在为政策松动所做的努力，其实很多人老早以前就做过了，生育政策一出台就是有争论的，不要把主流看法强加给每一个人。”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在11月10日晚出席清华大学讲座的时候说道。

的确，在各种数据、测算及其结论上，学界都留下了激烈争论甚至相互撰文反驳的印记。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多次发文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商榷”一些数据与结论。

翟振武教授曾估计，如果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1.52亿人，有生育意愿的潜在生育人群为9700万人，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可生育子女数）峰值将达到4.5。乔晓春教授2014年11月的文章则直接反驳了这些数据，他认为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652.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4642.7万人至5955.4万人之间；考虑到其他一些很可能发生的损耗因素后，总和生育率的峰值会在2.17~2.68之间。两位教授拿出的数据差距之大，令人困惑。

但是，2015年11月10日，国家卫计委最新公布的数据称，经测算，按现行生育政策可生育二孩的已婚育龄妇女（已有1孩）约5000多万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多万人—两者相加的总数应该是1.5亿人左右。

也许比生育意愿更基础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符合“生二孩”的政策？即便是这个应该成为决策重要参考的基础数据，也出现了相差甚大的数据推测结果。

一则，这是因为政策本身就在不断调整，所以“符合政策”的人数也在不断变化。二则是政策的设计、相关数据的质量和测算模型本身都有需要“讨论”之处。

从本质上来说，“单独二孩”政策是一个“实验区”，目标群体对这项政策的反应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变化会影响到数据测算和国家对政策效果的判断，从而“波及”后续政策。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选择“全面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的规模及结构都有可能产生很大差异。

但是，根据“单独二孩”政策的设计，目标人群总数的数据推算又相当复杂。而且准不准生，要看“你妈妈生了几个人”以及“你配偶的爸妈生了几个人”等等相关条件。拿“孩次结构”来说，一个女性生完第一胎必须休养一段时间才能生第二胎，在计算的时候得考虑到这一时间间隔。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是否建好了完整地包含了这些相互关联的、包含N口之家及其父母关系的全国数据库？

最理想的数据应该来自于中国人口普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2010年的人口普查竟没有调查“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个“数据缺失”在多篇测算论文中被提及。此外，二孩政策的实施框架为户籍人口，但人口普查能提供的数据又基本上是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两者在一些地区差异很大。

基础数据的不完备，再加上模型的复杂性、学术界的区隔等等原因，让真实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争论激烈。

“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模型和方法，但张三用的模型其实李四未必很清楚，有些模型还没来得及发表，或者说也没打算发表！我们就很难去分析不同模型的差异在哪里。这次研究全面二孩新增目标人群，有的团队研究说是9000万以上，有些是9000万以内，我们反复核对研究才确定在9000万以内。”王广州教授在回答《南风窗》记者提问时表示。

政策效果与未来

在王广州教授的讲座上，他展示的测算结果是：若在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并且按照中等方案推算，全国2016～2020年5年内的新增人口应该约为1701.85万人，总和生育率在1.56～1.76之间。

但这是否能足够缓解中国未来的人口下降危机？

试想一下，如果一对夫妻只有1个孩子，那么夫妻2人相继去世之后，实际上地球总人数是-2+1，得到的是-1的结果。换而言之，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实现人口更替。然而在中国的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已经长期低于2.1，未来要重新超过2.1，难度有多大？或许韩国、日本就是反面例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杨菊华对《南风窗》记者说：“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对女性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挑战。除了家庭支持以外，社会还必须有足够的支持。目前，托儿所还不太有，幼儿园也很难进，需要有教育服务来帮助女性协调家庭与事业，要有家庭友好型的政策。”

在阻碍生育二孩的因素中，经济压力是很重要的原因。武汉的卢女士说得很直接：“生了之后我就不能上班了，收入本来就会减少，还是一个就好吧，把生活过好一点。除非政府让第二孩的上学和医疗可以享受优惠甚至免费，否则我不会生。”

 

文章来源：南风窗网站

详见：http://www.nfcmag.com/article/60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