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梅新育，男，1968年10月生于武汉。经济学家、研究员，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硕士、博士，就职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兼任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研究员、环球财经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导师。

 

前言：

参加政府部门安排的黑龙江考察出门几天刚回，在外这几天日程超级满，每天走访单位六家以上，行车数百公里，实在无暇更新公号；现在恢复更新。

近年印度经济发展势头及其前景所受关注加深，近两个月中印关系变化又为此进一步升温。2017年8月17日，《金融时报》第五版“本报关注”出了一个印度专版，对我的专访以“《印度经济‘底气’何在？》”为题占了约2/3版面，作为今日公号文章；另将该版另刊发的记者项梦曦报道《印度经济亮红灯莫迪改革副作用显现》作为附录，一并发出。

2017.8.24

印度经济“底气”何在？

随着近些年经济快速增长，印度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变化，朝野上下一些人大国意识膨胀，跃跃欲试地想要当地区“老大”，甚至经常在边境挑起事端。印度的底气何在？众所周知，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基础，那么印度经济目前表现如何？未来发展潜力如何？制约因素有哪些？与之相关的经济改革进程又如何？围绕上述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此进行了探讨。

记者：印度的经济结构有什么特点？如何形成的？您如何看印度经济的增长质量？

梅新育：印度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发展极度失衡。与东亚经济体相比，在GDP构成中，消费占比高，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一直在50%以上，常常超过60%，而外贸、投资则占比低，与中国投资率差额多年超过10个百分点，驱动力不均衡。在产业构成中，第一、第三产业比重大，服务业占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40%，1999年超过50%；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非常薄弱，占比很小，产业发展极不平衡。发展极度失衡造成了很多经济社会的弊端，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就难言有多高。

印度经济特点是由其基本制度与社会文化特征形成的。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普遍投资较高，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迅猛。印度则不同，其《劳工法》、《征地法》和传统税制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极大，严重阻碍了印度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

印度《劳工法》非常苛刻，100人以上企业裁员需报政府部门审批，即使有些员工不胜任工作岗位，印度企业也很难将其解雇。由于担心在业绩下滑或者整体经济环境不佳时因不能解雇员工而破产，印度企业即使在经营环境良好情况下也不愿雇佣大量劳动力扩张生产，而情愿保持较小生产规模，从而损害了规模经济。

《征地法》的负面作用更加突出。二战后很多东亚经济体都实施了力度很大的土地制度改革，对推动自身工业化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印度却没有。虽然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到访中国后，看到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受触动，回到印度后也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印度土地制度改革却像是“夹生饭”，被许多研究学者称为“印度建国头号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后果就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落后。在独立初期，印度制造业基础好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很多，但是今天印度和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土地制度限制，使印度基础设施极为落后，交通建设尤其铁路建设差距十分明显，工业生产受阻。

记者：印度经济改革阻力重重。以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为例，从原计划2010年4月推出，一直推迟至最近才实施。GST改革是印度独立后最大的税制改革，有舆论说这是印度在推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重大成绩。您如何评价印度的改革进程和成绩单？

梅新育：印度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制于三大制度阻碍，即苛刻的《劳工法》、《征地法》以及分割的税制。在这三大阻碍中，GST改革相对比较容易。印度原本实施联邦税制结构，中央政府对生产和服务环节收税，邦政府对最终消费环节征税，各邦征税标准不同，跨邦交易复杂，国内邦际贸易壁垒甚至常高于国际贸易壁垒。各邦政府经常出于自身财政需求调整税率，很容易造成贸易冲突。根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研究，印度是可比经济体中企业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调查，在纳税便利度上，印度在参加调查的190个经济体中位居172位。GST改革打破了这种局面，誉之为“历史性成就”，实不为过。

GST改革虽然历时多年、坎坷艰难，但能在今年年中实施也属不易，比我个人的估计早了一年。但GST改革的实施还涉及细节的确定。接下去《劳工法》、《征地法》改革将更加不容易，难度远大于GST改革，可以想象各利益方博弈的激烈程度，而这一过程肯定会漫长而艰难。我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对《劳工法》和《征地法》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记者：与之前国际社会和印度机构对印度经济乐观的预期不同，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印度GDP年增长率降至6.1%，为24个月新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印度经济的增速放缓？

梅新育：国际社会和印度机构对印度经济的增速比较乐观主要是横向比较的结果。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印度经济这些年的增速相对较快。但是纵向比较，印度经济今后10年的平均增速肯定会低于自己上一个10年的增速。今年一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为6.1%，我估计第二季度也达不到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速。最近经济增速变慢，一是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印度经济虽然目前对外贸的依存度不高，但置身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印度不可能独善其身。二是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强劲，尤其是原油价格反弹，对印度这个能源净进口国的经济起到了负面作用。三是近期改革的短期影响，去年11月实施的“废钞令”改革、今年的税制改革等虽然对印度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但短期难免对经济造成冲击。

记者：未来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梅新育：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有三个。一是从2012年国际初级商品市场进入熊市，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深度回调以来，印度经济进入了相对有利的阶段。国际初级商品价格目前已经开始反弹，但由于供需关系未来将保持低位。印度的宏观政策过去长期受到“稳增长”和“抑通胀”不能兼顾的困扰，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进入熊市让印度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降息空间大了，未来能够集中于稳增长。二是印度联邦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印度在本届政府之前长期是悬浮议会，从1989年到2014年长达25年之久，印度没有任何政党赢得绝对多数选票，执政党不得不联合地方少数党执政，在各项政治经济改革中受掣肘较多。本届政府权力集中，有利于经济转型、补短板、破阻碍。三是经济改革可能释放经济活力。莫迪执政后大力推进改革，包括调整联邦政府的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清除以往积弊，提高行政效率与施政能力；制定与实施“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多项发展规划以及GST改革。接下去如果改革能顺利稳步推进，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正面的。

记者：未来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梅新育：印度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短期内难以化解，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可能旧的矛盾没有消除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这些都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具体讲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因素。一是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二是改革阻力不小，《劳工法》、《征地法》都是难啃的骨头。三是金融业坏账高，资产泡沫严重。以房地产为例，孟买的最高房价超过了英国伦敦的最高房价。四是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巨大，严重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从福布斯富豪榜数据可以管窥一斑，2009年印度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其亿万富翁人数为79人，超过中国的52人，当年印度前100名富豪的资产净值为276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的1700亿美元。最近这几年，在中印经济差距继续加大的情况下，印度富豪的资产净值始终高于中国。与富豪多金相对的是印度大规模人口的贫困，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至今还生活在无电的环境中。五是宗教矛盾突出，政治分散化、地方化趋势并未完全消除。大多底层印度人相信生死轮回之说，改变逆境自我奋斗的意愿不强，这对经济发展不利。此外，体制限制导致印度的资源动员能力不足，工作效率非常低下。

记者：您如何看待印度经济的未来发展？印度有可能当地区“老大”吗？

梅新育：印度经济未来的前景具有变数。如果印度政治稳定，对内不发生大的动乱、对外不发生战争，印度未来的发展就取决于其结构性改革的进程，经济有可能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但是未来10年经济的平均增速不可能达到其前10年的增速。换言之，如果印度致力于国内的改革，未来对内有望逐步缩减地区发展失衡问题，对外有望缩小与中国的差距，比如达到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但是想当地区“老大”超越中国“没戏”。如果上述假设条件不成立，则印度的未来将很不乐观。

《金融时报》2017-08-17本报记者  刘红

印度经济亮红灯莫迪改革副作用显现

印度政府近日发布的7月综合PMI指数数据显示，印度7月制造业及服务业PMI分别跌至47.9及45.9，跌至2013年9月以来最低。最新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印度重要经济指标全面下降，这似乎预示着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阵痛期”。印度经济景气度骤降，从同期全球表现来看大概率为内部政策原因导致，显然，莫迪的经济改革要为此次经济数据下挫买单。

近两个月的中印边境对峙局势，让印度这个国家再次走进中国普通民众的视野，成为了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然而，中印对峙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并不是摆在莫迪政府面前的唯一问题，最新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印度重要经济指标全面下降，这似乎预示着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阵痛期”。

近日印度政府发布了7月综合PMI指数，数据显示印度7月制造业及服务业 PMI分别跌至47.9及45.9，跌至2013年9月以来最低。尽管7月全球主要经济体PMI均有所下滑，但均降幅有限，且均处于荣枯线上方，唯独印度跌幅较大。本月初，印度央行将回购利率从6.25%下调至6.00%，创2010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去年10月以来印度央行首次降息，也是去年底至今首次有亚洲国家和地区央行降息。印度经济景气度骤降，从同期全球表现来看大概率为内部政策原因导致，显然，莫迪的经济改革要为此次经济数据下挫买单。

“废钞令”效果有限得不偿失

去年11月，为打击黑钱，莫迪政府开启了大规模“废钞”行动，宣布禁止使用两款大面额纸钞：500卢比与1000卢比。这两种大面额纸币以价值计算占到印度流通货币的86%之高。因此，“废钞令”的出台直接导致了现金严重短缺。如今，距离“废钞令”颁布已半年有余，这项备受争议的政策给印度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旧难以消除。现金短缺短期内对印度供需两端造成巨大冲击。在供给端，流动性紧张冲击依赖现金的原材料交易，影响工业生产；在需求端，有3亿印度人口因没有身份证不能依靠银行系统兑换新钞，由此造成个人可支配收入骤减导致商品需求萎缩。数据显示，印度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均出现下滑，建筑业甚至出现-3.7%的萎缩。今年一季度，印度GDP增长率仅为6.1%，创两年多来最低增速。

此外，印度经济监督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1至4月，印度失业人口达150万人，这可能是“废钞”行动导致的结果。该中心主管兼首席执行官马赫什在报告中称：“今年前4个月，总就业人数约为4.05亿人，而2016年9月至12月的就业人数约为4.065亿人。2016年11月仍在节日期间，但劳动力参与率跌至44.8%的新低。很明显，这是‘废钞令’产生的直接影响。”

与“废钞令”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相比，此项政策在反黑钱方面的收效不如预期。政府为了填补废除500卢比与1000卢比对印度经济运行的影响，加大了2000卢比的货币发行量。此举一方面给印度民众带来了大额货币找零难的麻烦；另一方面由于2000卢比是印度社会当前流通货币中面额最高的币种且易于携带和保存，现已成为黑市上的抢手货，这显然与莫迪政府打击黑钱的初衷背道而驰。

税制改革引发国内经济混乱

就在上月，印度实施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用商品和服务税（GST）取代了之前较为复杂的间接税制。在过去，印度作为联邦制国家，各邦都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力及部分课税权力，其中，无论是消费税还是销售税，都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两个征税主体。这一传统税收制度造成印度税基、税率和征管的不统一，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税收效率低下。企业和居民需要分别向不同税务机构缴税，过程繁琐，税赋繁重，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被重复收税在所难免。如今，印度混乱的邦内和邦际销售税被统一的GST所取代，该政策是莫迪经济改革的核心部分。

理论上这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印度经济的长期发展，然而此项政策在落地首日就遭到了印度全国各地企业人士的抗议。质疑者称，其简化税制、推动社会经济改革的初衷或很难达到。据悉，改革后的新税制税率将分为5%、12%、18%及28%，但印度各邦政府仍然有权加征特别税，例如加尔各答宣布向纺织工业征收5%的附加税。此举导致该邦纺织工人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对税制改革的不满。本次GST税改设立的税档过多遭到了印度国内舆论的普遍诟病。《印度斯坦时报》首席内容官马帕特拉表示，考虑到长久的经济利益，GST不仅应该代表着更低的税率，还应该有更少的税档。他说：“在那些通过GST成功改革了经济的国家，该税种税档只设二到三档，一般来说包括平均税率、适用于基本商品的较低税率和适用于奢侈商品的较高税率。而在印度，税档一共有五个，每档下面最多可能又有三档，包括核心税率、基本税率和整合后的税率。在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税率。”因为政府担心税收收入减少是造成税档过多的主要原因。

目前，GST税改已导致印度国内供给链和分销链出现紊乱，使得印度的商业环境极度恶化，甚至可以说达到了“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水平”。此次税改缺少下层支撑，更多的是政府官员由上至下的主观经济改革，从长期看，固然有提升经济增速的好处，但短期内对于印度经济的平稳运行形成了强烈干扰。如何处理好改革带来的市场运行紊乱，将是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新问题。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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