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在中国，一说起货币就意味着铜钱，从地中海至西欧的世界，一说起货币便是金银币。东西方货币体系截然不同而又遥相呼应。这种差异即使没有资源禀赋的不同，也会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客观地存在。

　　史家黄仁宇评价中国古代社会是个“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底下则是庞大的农业人口。这种大一统的帝国体制很早就形成，与古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封建时期的欧洲完全不同。与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相对应，中国古代在经济上实行地主所有制的小农经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为基本生产结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程度较差，许多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劳动者生活的必需品比如盐、酒、铁器等，必须通过市场交换。为了交换需要的商品，农民必须出卖一部分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条件下，必然游离出一个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小农经济补充，表现在中国经济史上，就是颇富特色的墟集小市场体系。“十家之聚，必有盐米之市”（刘宰：《丁桥太霄观记》）。方圆几十里内的村落小民，通过这类盐米之市，用农副产品交换必需的生产资料及其他生活资料。

　　这种小农经济衍生出来的商品经济，交易主体是具有剩余产品的农民，他们用来交换的商品价值并不高，虽然大部分情况下通过物物交换完成，而一旦有了交换媒介，金银显然不适用，而铜钱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汉初，“十余钱”大概就能买到一石粟（《史记》）。16世纪末，治水工人每天可赚到二三十文钱（黄仁宇）。晚清，50文铜钱即可买到一斤猪肉。如果用金银作为货币，一人出门在外，真有可能连饭都吃不上。我曾说过，《水浒传》里宋江、武松等梁山好汉在酒肆喝酒，用银子买单，细究起来是不符史实的，最大可能应是铜钱。一枚小小的铜钱，从秦半两到五铢钱，再到通宝钱，购买力虽有大有小，但总体上满足了小额交易的需要，因此两千多年里形制、重量基本相沿不变，历代王朝将其作为事实上唯一的硬币来发行。

　　与中国古代不同，西方以金银贵金属作为货币——这种现象令人着迷。有人说这是因为西方有丰富的金银矿产，而我国恰恰缺少。在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希腊等古文明的记载中，我们常可看到有关金银作为交换媒介的记载。如尼罗河下游向来盛产黄金，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盛产白银，古希腊境内的马其顿、阿提卡和爱奥尼亚均有储量丰富的金银矿，这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货币材料。相比之下，我国直到明代中期，每年白银产量不过十万两，且主要集中在云南，清代前期产量有所增加，但加上广西、贵州、山西和新疆等主要产银区，所有产量也不过二十万两，远远无法满足这么一个大国商业发展的需要。

　　作者认同矿产资源是造成东西方货币体系差异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以外，可能还有更深刻的背景。诚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不是反省和协商的产物，是在交换过程之中本能地形成的”。币材的确定，也是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在中国，一说起货币就意味着铜钱，从地中海至西欧，一说起货币便是金银币，东西方货币体系截然不同而又遥相呼应。贵金属被用作货币，最早记录可上溯至公元前4000年的埃及，和三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当时货币形式并非硬币，而是按重量计价的块锭。世界上最早的铸币出现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那里实际上就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公元前800年在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时期，本土40多个城邦先后在地中海西岸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南部、小亚细亚西部、黑海周边等地建立一百多个殖民城邦，形成古希腊世界）。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就出现了金银合金铸成的货币，之后出现纯金打造的铸币，慢慢传播到希腊和爱琴海诸岛，形成了古希腊金银为主的货币体系，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青铜币。

　　罗马人一开始却以青铜条块（as rude）充当货币，受前者影响，在公元前3世纪使用银币，后来又开始使用金币。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通过专制力量使铜币流通全国，但这使得长距离的大宗贸易变得几乎不可行。当时的罗马帝国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大宗贸易操纵在贵族手里，他们都是大奴隶主，商业触角不仅延伸到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黑海、红海和印度洋，也联结欧洲内陆。古罗马时期虽然没有消除铜的流通，因为它满足小额交易的需要，但在欧洲货币史上与璀璨夺目的金银币相比黯然失色，并不占有主要地位。

　　中世纪，欧洲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国王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将所掌握的土地以“礼物和恩赐的方式分给随从”，后者又用同样方式把土地分封给部下，于是形成许多小领主。他们的土地往往连成一片，成为封闭式庄园，是中世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层单位，除生产粮食，还有菜园、果园及分工细致的各类手工作坊。农奴们为庄园主生产各式产品，向领主交纳实物地租。因此，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都很强，普通农奴没有多余的产品用于交换，商品经济主要集中于庄园主和大商人，他们从事远程大宗商品贸易，显然需要价值较大的金银币作为结算货币。在普通集市，一般情况是信用交易或以相当数额的实物结算。

　　按东京大学经济史教授黑田明伸的说法，西方的贵金属货币更多作为“地域间结算通货”，而中国铜币是为了解决“地域内部流动性”的本地通货。东西方货币体系的差异，即使没有资源禀赋的不同，也因经济结构不同而客观存在差异。这种格局直到美洲大陆“发现”后才开始融合。从那时起，白银源源不断从新世界流向旧大陆并成为主要通货。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7-03-13/1884593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