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竞争、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其实，每一张钞票都是一纸文契。你看，文字书写、抽象到只用数字表达持有人的权利，以及权威的加封盖印，钞票无疑就是一张“契”。当然，钞票不记名。要是持币人愿意储蓄——放弃现在花钱的权利、换取未来收益——那他通常就需要一份记名文契（银行存单或其他金融证券）的帮忙了。市场改革多年，农民的金融资产运转得怎么样了？

集体金融，溃不成军

不幸的是，农村的金融服务呈收缩趋势。一个现象，农民的存款向国有大商业银行集中，而大银行基于成本的压力，纷纷向城市收拢。另外一个现象，农民告贷无门的事情越来越多。买一头老牛缺100元钱，那就再等一年吧。这样的故事，算不得新闻。不要说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就是比较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小额借贷，也与大多数农民绝缘。合乎逻辑的结果，第三个现象就是“非法金融”连同“高利贷”占据的农村市场有所扩大。

上述现象与一个事件相关：农村集体金融组织大面积坏死、溃不成军。根据报道，农村信用社以及近年活跃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基金会”，累计的坏账和死账，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诉说不尽的伤心故事，听来听去大同小异：老乡把钱存进了这些合法的集体金融机构，后者把钱放贷出去，到期收不回来，现在农民要提款，还能不坐蜡？

如果让存款人承担金融坏账的后果，农民要上街打扁担！靠所谓“流动性”——以新增存款来还旧债——来解决问题吗？集体金融哪里来国有大银行金字招牌的“信用”？这不是说国有大银行实质上就真的好多少，而是说国有银行有政府信用垫底，实在不行的时候可以靠税收和印票子还债。解决兑付农民提款危机的实际出路，是“国有化”：集体金融盖不上锅的时候，政府出面清盘、整顿，由财政承担兑付责任，化解金融风险。广东主持“金融排雷”的王岐山副省长总结说，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是的，金融风险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可以改变的，是风险的分布。

不过，政府花钱终究也买来了一个教训：给农村集体金融再多的优惠、补助和特许，以为可以帮助农民，到头来却是乡村少数权力人物，变着法子糟蹋了老乡的存款，然后让政府来付账。关、关、关，停、停、停，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结果，是农村金融收缩。

个人产权是根基

讲起来，天底下真的很难找到能比“集体”、“农民自家的服务组织”、“免除中介环节剥削”等更动听的词汇和承诺。但是，做出来一看，牛头不对马嘴。为什么集体金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按照一个似乎不证便可自明的命题，个人无法承担向市场提供金融服务的巨大责任。比较流行的用语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里，似乎“庙”才是信用唯一可靠的基础。他们没有到五台山去看过吗？在真实世界里，从来就是“庙以僧贵”。他们好像也没有仔细考察银行的生意——8%的自有资本就可以“玩”100%的银行资产！没有“声誉资产”的概念，要理解银行的金融性质很困难。我不过提示，“声誉资产”归根到底附属于某些个人。

集体金融大量失败的教训，逼迫我们重新思考：倘若个人（私人或自然人）都靠不住，集体（公家、法人或机构）的可靠性究竟神秘地来自何方？我们可能需要反思一下：也许正因为没有靠得住的个人，才不可能有靠得住的“集体”；正因为不能有效约束私人的行为，才不能有效约束法人和机构的行为。不妨小注一笔在此。我这里所说的“靠得住的个人”可不是说圣人，而是私心、私利挥之不去的凡人。正因为凡心未泯，所以个人产权大有所谓，它既是激励性的制度安排，也是约束的真正基础。在金融市场上，举凡诚信、守约、勤勉和能力，皆有市值。个人要是放弃自用这些品格和能力资产，就可以构成独立的收入源泉（人力资本是也）。

一试可以见分晓

这套认识，许多人不会同意。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向读者仔细解释。这里要阐述的是，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因为不同意就拒绝试一试。要是人人同意才敢越雷池一步，人类恐怕早就灭亡了。中国自己的新鲜经验是，农业和农村工业的改革，当年都是一试见分晓。

包产到户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大家意见分歧、互不同意？据说省委书记那样的大官，为争论包产到户拍桌子互相大骂、不欢而散。第一派意见主张，可以包产到队，不能到组；第二派意见，可以包产到组，但不可到户；最后一派，非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主持农村改革文件起草的杜润生先生，困坐愁城数日，突然就有了神来之笔：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下达后，农民只记住了七个字——“可以、可以、也可以”。

农村工业的发展，有“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别，谁也不同意谁。但是因为都可以试一试，几年光景就看出了门道。今天我要说立足于私人产权、市场合约的温州模式高人一筹，反对的朋友不会那样多了吧？强调集体模式的苏南道路早已名存实亡，但是那里以外资和民资改造集体制的经验，举世无双。

无奈农村金融，至今未见分晓。事实上，私人金融早就自发萌生。我自己最早面对面访问过的，是1984年温州的一家“地下银行”。屈指算来，16年时间过去了，民间私人金融还是没有合法地位。“非法”意味着更高的制度风险、交易费用和不经济的小规模，这应该是“高利贷”的主要原因吧。我不明白的问题是，在国有金融后撤、集体金融溃败、农村金融收缩之际，为什么还不可以试一试民间私人金融的合法化？

（2001年9月10日）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5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