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第四号公文，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业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2月1日起发起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即人民币。

这大概可以算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经济成就。并且与英镑、美元不同，人民币从一开始就是由国家信用背书的货币，从未与贵金属捆绑。此后近70年，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快速上升——据世行统计，目前在全球广义货币供给中，人民币占了三成。

人民币的崛起，自然离不开人民银行的运作。不过，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却不是在1948年而是1984年之后的事。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也就是说，在工行成立之前，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也是商业银行，既负责货币发行和金融管理，又具体从事各种业务经营。直到1984年1月1日工行成立，人民银行才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而它在法律上确认央行的地位，则是在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之后了。

从全球第一家中央银行——1668年瑞典国家银行算起，央行制度已有近350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人民银行还很年轻。那么，为什么要设立中央银行呢，它是干什么的？

从历史上看，央行制度是银行危机的产物，旨在监管银行乃至金融业的运作，维护经济的良性运行。而其重要构件之一是货币供给，亦即发行信用货币，所以央行也叫“发行的银行”。 我们的央行也不例外。

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此外，“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人民银行推出的一切政策和工具，都紧紧围绕这两项使命。

那么，央行如何调试货币供给，其中有没有一个约束的机制？还是说，钞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在金本位的时代，央行的货币供给受其贵金属储备规模的约束，显然不能随心所欲。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与贵金属脱钩，但货币供给仍然不“自由”。这其中有一个“防止通货膨胀”的自动约束机制，也就是说，央行在增发货币前，会对增发带来的通胀变化进行评估。而直到最近，中央银行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反通胀的斗争史。

具体到中国人民银行，也存在同样的约束机制——通胀压力大的时候，货币供给增速放缓。经济运行内生的供需曲线，就像弹性的绳索，束缚着央行的权力。

事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变化。“防通缩”渐渐取代“防通胀”，成了各大经济体的主要考虑。一旦甩开“防通胀”的绳索，央行们也都放开了手脚——货币供给的马力越来越强，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断扩充。

中国人民银行同样如此——从数据看，我国M2/GDP（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由2008年的149%升至2015年的203%，平均每年提升近8个百分点，是我国央行制度形成以来最快的时期。从政策目标看，周小川行长6月在华盛顿曾公开表示：“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

伴随大央行的自由行，金融领域前所未有地扩张。与此同时，对金融危机的焦虑也不断升级，但这种焦虑并未形成对大央行的约束，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为央行在货币救助方面的自由行动提供了注脚。以我国为例，目前金融占经济的比重为9%，而危机前仅为5%。

现在的中央银行，像是甩开链条的大象，行走在通缩的阴霾之下。对它们而言，经济运行不再是不能轻易触碰的瓷器店，而是一片片攻坚克险的试验田。接下来的日子，它们究竟是要将经济驮负出险境，还是变成“被唤醒的哥斯拉”呢？

或许，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座圣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文章来源：澎湃研究所；本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8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