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索罗斯做空中国成了热门话题，没什么证据，只是因索罗斯自己一句不知真假的话。真正熟悉中国金融的人士都了解索罗斯，对他并不陌生，因为索罗斯多次来过中国，并对中国金融改革提出过许多关键的建议。有一篇资料透露了索罗斯访华时与朱镕基总理的讨论。当时索罗斯问，中国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朱镕基总理表示，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40%。朱镕基总理关心的，实际就是改革问题。
索罗斯就此询问道，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朱镕基总理回答说，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他还强调说，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指出，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索罗斯表示，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镕基在听完索罗斯的讲话后表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而索罗斯当时坦率地建议道：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
联想到2015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市场动荡，与其说做空力量造成的，还不如说，中国金融改革没有完成，金融改革过程中的缺点造成了现在的困境。当年索罗斯拿日本做的比较，指出日本是一个强调管理的现代经济体，但它会搞产业却不会搞金融，因此日本搞的金融改革，结果很失败。日本如此，中国能比日本搞的更好吗？当年索罗斯就有这样的担忧，并且来到中国，特地向中国政府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令人遗憾的是，索罗斯早于很多年前担心和警告的事情，现在还是发生了，而且后果很严重。
不能不说的一点是，实际上，我们严重低估了金融市场开放后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人才，有资源，可以应付和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除了少数稳健官员之外，不但负责改革和开放的官员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关键岗位的学术权威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媒体舆论也是这么思考和评论的，金融界更是信心十足，金融要执中国经济未来牛耳，成为经济支柱等狂妄而缺乏根据的声调甚嚣尘上，可实际上这样的结果根本就没有出现，相反问题四溢，严重程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风险一环套着一环，窟窿堵不胜堵。以致现在讨论金融领域的政策，讨论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的稳定，很多人意识到已经接近迷失方向，被迫要做重大取舍的程度。
现在，中国的股市，中国的人民币，同时面对巨幅震荡的风险和冲击，而且除了让行政机器开足马力去处理腐败和危机之外，谁也没有真正地把握让市场机制恢复看得到的弹性，让投资者在内的市场系统，通过自组织处理好市场交易问题，进而让问题消失或是减轻。这本身就充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缺失，市场处于失灵状态。这表明改革没有完成，改革的风险未能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
至于未来，选项其实也简单。无非是两个选择，一个是不要市场了，因此也就不用改革了。另一个是加快改革，使之有效。还能有其他的办法吗？索罗斯做空没做空中国，那是小事，今后最多成为故事。索罗斯对中国金融改革“说对了”，那才是最要命的事情。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2-03/182158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