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今天上午我想谈谈金融是什么，之所谈这个话题，主要由于这么多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国家的官员、政府领导人，一直到社会的老百姓，也包括很多的经济学者，对金融都持非常负面的看法，特别是皮凯蒂的新资本论这本书出来以后，让大家对金融资本妖魔化的感觉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会从更正面的角度讲金融，如果没有金融，没有金融市场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因为不做这种比较，可能很难看到有了金融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生活的选择自由和权利自由，特别是对于女士们，妇女的自由跟原来相比完全不一样了。

　　 任何涉及到跨期的、跨空间的价值配置、价值交易都是金融所要研究、所涉及的范畴。比如，今天你有钱，愿意冒一些风险去做一些投资，5年以后再得到回报，或者时间更长，只要这种涉及到不同时间点之间的价值交易，都是金融关心的内容。从这个角度定义金融以后，实现跨期的交易或者安排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金融市场、银行、保险公司、券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等这些完全显性的金融化形式来实现跨期的价值交换，也可以通过隐性化的、传统的人际和血缘的方式实现。比如我们讲的“养儿防老”，这是最典型的金融交易，就是我今天在子女身上做很多投入，我指望以后生病的时候或者老了以后，子女应该孝顺我。孝顺的意思要么是以财、以物的方式回报，要么是以精神的方式来进行回报。这个是最经典的跨期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交换。

　　 还有一个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广东的自梳女、姑婆屋这样的机制。广东从明朝开始，特别是到清朝，很多女孩，特别是顺德很多女孩从小就不想嫁人，不是嫁不出去，是她们自己主动选择不嫁人。这样自梳女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她们的养老问题。慢慢这些自梳女形成了一个传统，一个制度安排，就是姑婆屋。姑婆屋作为一个组织，有年轻的自梳女加入，这样年轻的自梳女赚到钱，主要是由姑婆屋一起分享，因此年老的自梳女能够通过年轻的自梳女得到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姑婆屋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女士可以自由的选择，选择不嫁人也不用担心生老病残以后怎么办。

　　 从表面上看这些习俗、安排跟金融交易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这种体系却阉割了人的个性和自由。比如，怎么保证这些自梳女不会违约？如果大家都随意加入和退出，没有人把姑婆屋看得那么认真，不愿意往里投入太多东西。所以，围绕着姑婆屋这些组织，对每一个要加入进来的自梳女的有很多行为约束。最极端的就是自梳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想回家嫁人，结果回到老家以后，村里的男人就把她抓起来，关到猪笼里面，扔到江河里淹死，这是对违约很极端的惩罚。儒家的三纲五常中的“孝道”、“等级秩序”对人的个性和自由也产生了极大的约束。让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有四个哥哥，我对我的哥哥还是按照上下的等级来规范说话和行为，我觉得这个挺不合理，而且我自己的女儿也都大了。虽然这种没有商量的，不可改变的等级次序能够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虽然在原来没有金融市场又没有现代法治契约支撑的环境下，人们借此能够使活下去的能力最大化，但是无法像现代金融一样实现人类的个性化和自由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可以狭义的理解金融，就是证券、股票、债券、银行产品、理财产品、保险产品。

　　 金融为社会带来的好处

　　 先给大家看这一张图（如图1），这个图反映的是每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的供应总量除以GDP的比值。198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货币化程度很低，1块钱GDP不到4毛钱的广义货币，到2009年上升到1.8：1的关系，就是1块钱GDP有1.8块钱的广义货币。最近差不多是2的水平，就是1块钱GDP有将近2块钱广义人民币在中国社会流转。这个图反映了中国社会过去30几年的变化，表面上看很多人会指责中国现在货币发行太过分，但是实际上背后的变化不只是央行发行货币多和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过去30几年经历的转型太多了。

　　 比如，像我们原来喜欢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出门靠朋友”，什么意思呢？你从广东、湖南到北京来，到北京来之前可能先给朋友打电话或者写信，说我要到北京来了，意思就是说，第一我要住你家里，第二我吃饭要在你家里。最好是每天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这里、那里见一些其他朋友。住在朋友家，在朋友家吃饭，又有朋友送你到处跑，你不需要花钱住旅馆、去到外面吃饭，也不用花钱去找出租车，所以原来是靠友情来完成的交易的。实际上人情也是一种货币，表面上看我们原来靠友情做事，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到北京来，住在朋友家，吃在朋友家，还帮你这么多。下次他到广州或者长沙，他肯定也要找你的。这里面友情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这次你到北京来，你的朋友帮你了，下次他到广州去，你得同样的关照他，或者最好是加一个10%左右的回报率。我小时候注意到我母亲就是这样的，她没有读过书，但是接人、待物、送礼她都记得很清楚，谁家什么时候给我们送什么东西，她没有笔记本记下来，但是大脑里都记下来了。等下次我们给他们家送礼的时候，我母亲说他们当时给我们送了差不多10块钱的东西，我们买一个差不多10块钱的东西还回去的话，这个太不够意思了，多少要加一点。其实这个多加的一点跟10%的利率是一回事。如果你还礼的时候，比当初他送给你的还低，对方会觉得这一家人不值得继续交往下去，这么抠。意思就是说这种投资是不合算的。

　　 30年来改革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对于货币的需求大大增加了。在原来中国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但是越来越市场化之后，我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叫出租车，而不是让朋友送我到哪里去，吃饭也不一定在朋友家里面，都是去餐馆，住酒店也变成我们更喜欢的事情。这样一来，原来很多在外靠朋友完成的经济需要，现在有了市场就可以通过货币支付来完成，因此这方面内容的变迁、变革，就要求人民银行每年、每天因此要多发很多钞票，否则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结构的改变就得不到货币方面的支持。

　　 当然，在货币化背后还有很多其他变化，比如“养儿防老”，原来中国人口袋里可能没有那么多钱，都是靠亲戚、靠朋友、靠家族的关系，得到的生老病残方面的保障，这是一种无形的保障财富。但是现在这种无形的、人际之间的互相保障，逐步的被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退休基金，以显性方式取而代之。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说我表面上看现在的财富比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多了，但是感觉还不如原来那个时候踏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货币化以后，原来隐形的财富也可以被货币计算出来，我们就看到帐上的财富增加了很多。更大的变化，比如原来国有企业产权不能交易，没有计价，现在国有企业之间进行股权置换，也都要计价，尤其是房地产。原来买房子、住房子都是单位分房，不需要花钱、用货币买买房子。去年有几万亿的土地、房产交易，这也对现在的将近150万亿的广义货币贡献非常大。所以整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货币化发展，市场化发展，都对货币有了全新的要求。

　　 有很多朋友会说，怪不得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什么东西都要向钱看，都需要用钱。但是，我们会看到货币化能够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多的，正因为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自由度也增加了很多。我喜欢举的一个经典例子，70年代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小，还在湖南茶陵农村，我父亲是大队干部，经常出去到乡、公社、县或者其它地方开会。那时候他每次开会都带几样东西，要背十几斤米，要带够十天吃的菜，还要带一床被子，因为没有钱买吃的、住旅馆，而且也不像现在到哪都能买吃的、住旅馆。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是反货币化，什么东西都不能以货币支付来完成交易。每次出去都要自己带菜、带米的话，你有多大的本事可以自由的远走高飞？我上学读寄校，都是带菜、带米的，带的菜吃了一个星期就不想再吃了，要么就是坏了，要么就是吃烦了。所以这种非货币化的安排，把每个人活动空间都限制了，把你管的死死的、约束住了，你走不了多远，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情，只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把人们的自由都限制了。但是现在大多东西都货币化了，只要带着钱，跑到北京来住上两年，或者跑到巴黎，去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

　　 社会货币化以后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让社会去身份化。最简单的一个对比，原来坐火车软卧的必须是处、司级别以上，人民币再多也不管用。现在老百姓的一百块钱和部长的一百块钱都是一样的，没有符号，一百块钱上没有印着身份和地位，对于商人来说我只在乎这一百块钱人民币，不管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市长、省长。所以这样就让整个社会去身份化、去符号化。

　　 金融变革在美国的情况

　　 如果说中国经过了这些变化，那么其它社会的金融经历的变化又是什么样的？在多大程度上比我们领先？ 1900年，美国各种金融、证券、票据的总值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有将近600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当然这里面不包括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只是算一些基础性的金融票据和证券。到1945年的时候，第一次上升到1万亿美元，二战结束以后基本上每隔十年美国金融资产总值就翻一倍左右。1955年1.8万亿，1965年3.5万亿，1975年7.6万亿，2006年底一下上升到将近129万亿美元。（如图2）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就是美国自从1776年独立以来，像今天这样高度金融化，高度的货币化。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美国主要是过去100多年快速的货币化、金融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1800年的时候，整个美国社会流通的基础货币相当于280万美元，现在中国企业家的财富都不只是这个数字。很多人惊讶这个数字觉得怎么可能？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实际上不吃惊的，那时候美国95%以上的人都生活在农场，大多数美国人吃饭是自给自足的，房子也是自己盖，运输是用自己的马车，没有汽车，也没有铁路。所以，对于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也许好几个星期都不用到货币，因为即使在市场上有一些简单的买卖和交易，大多也是以物易物。所以200多年以前的美国社会，货币化的程度实际上也是非常低的。95%的人都是农民，也用不着去做很多人员之间的交易，尤其不需要做很多跨期交易。那时候美国人生老病残的保障，在相当程度上也不是靠市场化的金融产品，也是靠宗族之间的关系，当然美国社会跟我们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的教会起很大的作用。教会在相当程度上也起到跨期保障的作用，其经济功能是非常强的。

　　 从这张图（如图3）里面能够看到，美国社会在过去200多年，尤其是过去100多年金融的深化发展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前一张图(图2)反映的是金融资产总量，那个图可能稍微有一点误导，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在变化，即使金融化本身没有变化，单单因为经济总量变化，金融资产也会上升的。所以，为了克服这样一个问题，我这张图（如图3）就稍微做一个调整，把每年美国社会的总金融资产额除以当年GDP总值，就可以看出一年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指标到底有多高，也就是每一块钱GDP有多少块钱金融资产在美国社会中间流转。大致在1880年的时候， 1块钱GDP有2.2元钱金融资产在美国社会流转，到1900年的时候上升到3块钱金融资产对1块钱GDP，到1929、1930年的时候上升到4.2元金融资产对1块钱GDP，从1929、1930年一直到1980年相对金融化的指标在美国并没有太大变化，一直维持在4.2左右的水平。但是从1980年以后又开始新的腾飞，1980年大概是4.5-4.8倍的金融化水平，到2007年年初大概是10：1的关系，就是翻了一倍1块钱GDP有10块钱金融资产。

　　 为什么金融资本带来的回报率更高？

原来没有把财富进行货币化、金融化的时候，其赚钱的方式跟现在相比到底有哪些差别？比如，靠劳动创造财富的方式效果到底怎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如图4，横坐标是1998每个国家人均工作小时，纵坐标是2001年各个国家人均GDP。简单的从这个图里面看到，工作小时越长，越勤奋的那些国家，总体上人均收入是越低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均收入越低的国家越要勤奋的去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在中国社会没日没夜的干，反过来对创新的动力压制就更大。最典型的就像现在很多制造业企业，太阳能制造、汽车制造行业，我走访很多制造业企业，他们跟我说用人工去做的话，不仅不需要那么多前期资本的投入，成本又很低，报废的概率也低很多。尤其是前些年太阳能行业多晶硅的价格是最高的，用人工去组装太阳能设备，报废的比例比自动化生产线做出来的要低很多，而且一个自动化生产线那时候要1000多万美元，但是人工组装线用不了多少钱。这样一来企业基本上不愿意用更先进的、节省人工的自动化技术。

　　 英国18世纪后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跟中国康乾盛世的18世纪都是经济相对不错的，但是英国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中国是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前两年我办量化历史讲习班，去年请一个德国人，他研究的很有意思，他想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发生？而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其他国家？他追溯的原因主要是跟14世纪中期开始的黑死病有很大关系。因为黑死病的瘟疫从1348年一直到1400年，那几十年里西欧国家超过一半的人都死了。由此带来的结果，人均收入就因此上升了很多，因为原来同样的产出要在四千多万欧洲人口中平均分，黑死病以后人口少了一半，产出当然可能也减少了一些，但是减少的幅度不会到50%，这样一来黑死病以后人均收入大大上升。这样把很多原来不赚钱的产业都减掉，利润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活下去，产生一个良性循环的效果，欧洲企业不得不在节省劳动力方面、在技术创新方面做更多努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勤劳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效果可能跟我们原来理解的正好是相反。中国人愿意勤劳，使得中国在这个陷井里面不太容易出来。所以，为了帮助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大家少劳动一些，多玩儿一些，这样也会多一些释放，多一些创造。

　　 简单的劳动力很难真正有收入和财富的提升，因为劳动力本身的配置就不太容易改善，这样让劳动力所能够发挥得价值也受到大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平时讲到的金融化，不只是土地、矿藏资源和企业股权的资本化，更重要的是人力的资本化。如果人力资本资源本身不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金融化的话，这一块资源就不能动了。衡量人力资本化包括劳动力市场是否自由，户籍制度是否存在，劳动力个人能否把未来收益预期过金融化方式重新进行安排等等。

　　 以土地看财富的话，是不是人均土地越多的地方，这些人就会越富？为了简单说明这个问题，前些年把中国29个省市按照人均耕地面积分成三个等分组（如图5）。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省，总体上人均收入越低，为什么是这样？一方面是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简单的靠不能动的土地资源来发财没有长久的竞争力。就这个问题，皮凯蒂的书里面有个方面说的很好，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18世纪，李嘉图认为在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资本家是地主，谁拥有的土地越多，在以后长期的财富和收入竞争就更加胜出。19世纪中期，马克思跟恩格斯通过观察工业革命几十年带来的结果，发现不是土地的分配结构决定谁能够在长期的财富竞争中胜出，因为很多的地主不一定在财富增长方面超过资本家。所以，马克思就说谁拥有更多的工业资本、产业资本，谁就会胜出。皮凯蒂认为马克思那个时候的预测也过时了，因为拥有很多工厂、产业资本的不一定最富有，而是拥有更多金融资本的人更富有。金融资本回报率已经很明显高于产业资本回报率，产业资本回报率很明显的高于地主土地的资本回报率，这是在不断变化。为什么金融资本带来的回报率更高一些？稍后再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土地不能决定财富竞赛中谁能够胜出？这张图（如图6）反映了历年中国三个产业的产值占中国GDP比例的变化，很明显在计划经济期间工业产值上升的比较多，但是计划经济之后工业产值的比重并没有上升太多，都是维持在45-50%之间的水平。相对来讲，服务业在近30年中一直是明显的上升。还有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农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下降到前两年大概是占中国GDP的7%左右。

　　 美国的情况是在1840年美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大概跟中国计划经济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正好一样，是48%，1900年的时候的20%，现在基本上是在1%左右，再上升或者再下降很多都很难。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西欧国家也好、日本也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都是下降。农业长期来讲没有太多投资赚钱的前景，第一，每个人的粮食需求、热量需求不会因为更有钱了而增加多少，没有增加，只会减少。一个人正常情况下一天所需要的热量不超过3000卡路里，不怎么运动的人大概是1800-2000卡路里。第二，我们看其他产业，比如说电脑产业、汽车行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这些产业的出现对人类经济GDP的贡献完全是全新的贡献，而且互联网这些行业产品的需求是没有上线的。所以这些行业对GDP的贡献不会受到类似于3000马路里上线的限制，投资的前景会非常不错。

　　 金矿、银矿、铜矿、石油资源是否可以决定哪些地方可以更富有，哪些地方更穷？ 200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算是4000多美元，俄罗斯5800美元，伊朗是7800美元，沙特阿拉伯1.1万美元，没有资源的日本是2.8万美元，不管是土地还是资源都不太多的香港地区2.6万多美元。所以，实际上各个国家收入高低跟那些国家自然资源多和少、土地多和少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我把世界能够找到数据的45个国家，根据这些国家石油和天然气人均储藏量分成三组（如图7）。1975年的时候，确实石油、天然气人均储藏量最多的国家更富有。那时候能源、资源储藏量跟人均收入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2001年到现在，各个国家人均GDP跟人均能源资源的储藏量是负相关的。过去30几年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源储藏量多的那些国家反而收入越来越落后，没什么资源储藏的国家反而越来越超前。

　　 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更多的决定了各个国家的竞争是在制度层面，而不是自然资源的竞争。制度方面不利于市场化发展，就是给个人在创业、就业方面设置很多障碍，制造很多成本，这就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所以，尽管日本、韩国没有一点铁矿石，但是过去40来年这两个国家一直是钢铁最大的出口国。前几年我去委内瑞拉，这个地方土地很多、很肥沃，人口很少，石油储藏量很多，但含金属比较多，冶炼成本比较高，如果把含金属量比较高的石油储藏都算进来，现在委内瑞拉石油储藏量是全球最多的。但是这个国家现在总是强调分配，而且政府选举出来的总统都是最没有文化的工人，这些工人最能够给大家保证，我做总统，把资本家都杀掉，把外国企业都赶走。

　　 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搞的这么惨？简单的拥有这些物质资源财富，往往会带来荷兰病。荷兰病是经济学家给的一个名词，原来荷兰什么都没有，太穷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靠海洋贸易赚钱谋生。后来在60年代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荷兰沿海的海岸线周围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天然气储藏在海底下，还有很多石油，意外发现了天然气财富，使得荷兰人在60年代以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激励像他们祖先那样去勤奋的做贸易和金融，发展这些非物质财富相关的行业。荷兰人从60年代开始失去了他们方方面面的竞争优势，所以经济学家们就说这叫做荷兰病，因为资源财富多了，就变得没有竞争动力。

　　 这些自然资源难道不值钱吗？为什么会没有价值呢？为什么不一定带来更多财富呢？主要原因就是任何一样自然的东西，其越值钱，越会吸引很多工程师和科学家研究其替代品。研究替代品的结果就把本来很值钱的自然资源产品变得价值下降了。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十多年以前沙特的一个王子，他说你们那些石油出口国家不要太贪婪，不要贪到让石油价格总是往上涨，石油价格往上涨的越多，就越意味着你们以后没有前途的时间越早到来。因为石油价格每涨一美元，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工程师、企业要找到石油的替代品。石器时代之所以终结，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石器了，而是因为石器时代大家都用石器，石头变得越来越珍贵，逼着人类去找其他替代工具，结果人类进入铁器时代，石头一文不值了。自然资源也是这样，原来我们说自然木头是最好的，但是这些年各种复合合成的人造替代品越来越多，这样一来让自然的木头和其他自然材料的价格很难往上涨太多，因为竞争太多了。

　　 所以，不管是土地也好，矿藏资源财富也好，还是简单的劳动力也好，如果不能通过金融化变活的话，都不能成为长期的竞争力。金融化以后把财富变成活的资本，就是用钱赚钱，用财富赚钱。我举一个石油的例子（如图8），这是挪威石油基金做的一个研究，他们想看一下从1986年一直到2002年，挪威石油分别按照传统方式和石油基金方式管理的回报差别。石油资源传统的管理方式就是让石油资源继续藏在地下不动，每一桶石油储藏所代表的财富随着石油价格变动而变动。按照这种死财富的方式管理石油财富的话，从1986年到2002年，这些石油资源财富总共升值50%，16年时间累计升值50%。如果我们换一种做法，就是把石油资源财富开采权变现成流动的货币财富，然后用货币财富去投资证券投资组合里面（证券投资组合是60%用来买不同国家的政府公债，长期持有，40%投在不同国家股票市场里面），同样的16年里面，累计财富增长是3.8倍。从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证券化了的石油资产财富保值、升值的能力比按照死财富管理石油财富的方式好很多。因为证券投资组合的波动率、风险率要比石油波动率小很多，而且其增值的前景比石油资源按照死的方式管理也要好很多。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以沈南鹏作为例子，他是我的校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沈南鹏创办携程上市以后，把携程里面相当一部分股份变现进一步投资如家，创办如家和红杉资本。沈南鹏最擅长的不一定是自己去经营携程，或者如家，但他最擅长的是瞄准那些最有发展前景行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所以他把携程股份变现以后得到流动性金融资本，就能获得更大的盈利。如果做一个对比，假如携程没有上市，也没有办法给沈南鹏提供变现的机会，没有证券化、金融化，没有创业的机会，经营携程也可以赚到一些钱，但是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办法发挥沈南鹏最擅长的、最好的能力，而且也不会使得沈南鹏利用当初的财富继续通过金融投资去发挥不同企业增值的机会，沈南鹏个人财富、给社会创造的财富根本不会像今天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财富从死的变成流动性比较好的金融资本以后，这个社会就会有更多发财致富的创业机会。原来旧社会没有把财富的潜力变成活的、可以重新布局的金融市场，那时候的企业家没有几家能够像今天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所以这个跟变活还是继续死守财富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金融资本带来的回报率更高。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物质财富，都有土地、资源、劳动力。但是有的国家很有资本，有的国家没有资本，这个关键差别在于一个国家的制度架构、制度环境，是否有能够把死的财富、未来的劳动收入流进行资本化。什么是钱？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财富？这三者之间是非常不一样。财富是对有价值的东西最广义的定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说成财富。比如说这个楼，它是财富，但是如果是国有资产不能卖掉，更不能做资本化的时候，这个楼也是财富，但是不能变成钱。即使能卖掉变成钱，但是不能做抵押进行借贷或者其他资本化安排，这个楼要么是财富，要么是钱，而不是在钱和财富之间的中间形态——资本。资本是流动起来的财富，是可以赚钱的财富，因为财富本身不一定能够赚钱。在我看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优势的一个最重要的角度，就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是可以或者已经被资本化了。今天世界上资本化程度最强的可能还是美国，但是美国还是有很多财富没有办法资本化，比如，很多公司没有办法上市，还有很多个人未来收入流很好，但是没有办法变成可以直接重新配置的资本。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造假，这个诚信环境在美国也没有100%的解决好。只要诚信环境有缺失的地方，只要信息不对称很严重，违约空间还是足够大，任何一个社会很多财富还是不能够完全被资本化。而且，很多东西从道德层面就不能被资本化，最典型的就是性交易。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874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