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经济学博士,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时代周报》、《东方早报》、路透、FT中文网、搜狐财经、和迅财经的专栏作家。
时近2014年年关，如果说给2014年的中国经济设定一个关键词，那一定就是“新常态”。
自2014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到12月份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自此讨论了将近一年的“新常态”的内涵也基本确立，所以我把2014年称作“中国经济新常态确立年”。
那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新常态”？我想这里面有三个层次的理解：
第一个层次，首先要知道的是，“新常态”是经济运行态势的一种表述。其中，“新”主要是指经济运行中的速度、结构、方式和动力四个方面内容。相应“常态”主要是指经济运行的时间跨度。
第二个层次，就是“新常态”包括顺序不可颠倒的两点。第一是在新的红利因素集中释放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期减速阶段；第二是，中国经济增速重新进入回升期，需要保证全面改革顶层设计的落地，因此要求短期的经济波动不能失序。
第二个层次，如果将“新常态”的理解再进一步延伸，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来说明（E=mc2，E表示能量，m代表质量，而c则表示光速常量），新常态的经济运行就具体化为不再追求经济增速，转而追求经济质量，最终目标则是实现中国经济能量的积聚。
为什么我把2014年称作“中国经济新常态确立年”？按照上述我对“新常态”三个层次的理解，2014年有这样几个变化。
变化一：有关经济增速的讨论，已基本形成了保障就业与高速增长脱钩的共识。实际上自本届政府履新以来，有关经济增速目标是高还是低的争论一直就存在分歧，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各方对于中国中长期和短期经济运行看法的分歧。但如果按照18大确立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的最新数据测算，实际上2014--2020年间中国GDP增速只需在5%，就可以完成目标。但为什么2012年就确立不需要高速增长就能实现的目标，直到2014年才得以获得广泛共识？主要在于经济增速与新增就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分歧，而经过两年的观察之后，发现伴随经济增速的下行，就业并未出现压力过大的增加，加之从2012年开始，中国适龄劳动力已经以每年近300万的规模开始减少，由此有关保增速就是保就业的认识逐渐弱化。
变化二：有关宏观调控的讨论，已基本形成短期反波动调控服从中长期结构引导调控的共识。中国经济是从2012年之后开始持续低于8%增速的，从2012年至2014年间经济平均增速约为7.6%，较2008年至2011年间9.6%的平均增速整整降低了两个百分点，按照以往中国宏观层的调控思路，一旦出现如此大的降幅，刺激投资的措施基本都会随之而来。而2012年之后的宏观调控则基本打破了此前的惯例，只是更多采取微调、预调的短期反波动的调控手法来防止经济出现失速。而到了2014年，三次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情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持续超过了第二产业。
变化三：有关经济效率的讨论，已基本形成了经济效益优于经济速度的共识。近几年有关中国货币投放过多、债务总量上升太快质疑声很多，甚至一些海外机构据此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的预言，即出现了所谓“做空中国论”。如果抛开这些论调者的其它目的不说，不可否认的是，自2008年开始，中国“货币和信用的持续宽松”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了影响，我自己的测算，当前包括政府在内，全社会每年仅利息支付的规模已经超过GDP的十分之一，有很多实体已经开始完全依靠“借新换旧”方式来维系自身的信用，如果一味任其发展，那么类似“庞是骗局”的局面恐怕就会出现。而化解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尽快地修复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使之重新回到良性的运转轨道中，因此，提高经济效益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第一位。
我之所以详细地和大家分析上述的三个层次和三个变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既然经济运行土壤变了，那么作为宏观调控中总量调节者的央行而言，其播种、浇水和施肥的策略，即其主导的货币政策思路是不是也应该随之而变呢？
我想答案一定是要改变，而且这一点相信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分歧，问题是怎么改变？我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新常态确立”之后，货币政策的目标、思路和手段应该如何考虑的问题。
首先，未来货币政策的目标究竟应如何设定。2003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第三条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本次危机之后，货币政策的目标一直就处于扩充的态势。例如，2011年7月周小川行长在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表示“中国中央银行有四个目标：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相对较高的就业率，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而到了今年，周小川行长五道口论坛上则进一步表示“央行把改革发展也作为央行的重要目标”，而且他还把前四个目标修订为“低通胀、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那么未来货币政策目标是进一步扩充，还是适度收敛呢？此问题直接决定了未来在新常态经济运行下，货币政策调的调控逻辑。而伴随新常态的确立，中国的国际收支基本已经平衡，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四年在2%左右；适龄劳动力绝对规模的减少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表明就业压力也有所缓解；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回落也基本形成趋势，这些变化实际暗示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向收敛的方向进行调整，结合中国金融改革的加速深化（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国际化、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和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及经济效益提高的宏观目标等因素考虑。我认为未来货币政策目标应逐渐向“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收敛。
第二，未来货币政策的思路究竟应如何调整。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才导致近年来货币政策除了承担总量调控之外，加在其身上的结构调控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在我们的货币政策语系中，总能见到“既要…又要…还要…”的措辞，直到今年，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压力下，货币政策不得已采取了兼顾总量和结构的“滴灌”调控思路。但正是由于这种兼顾的思路所致，使得货币政策在引导预期方面的实效大大折扣，以至于关于央行究竟是松，还是紧，市场的理解始终存在分歧。举个例子，目前中国的货币存量已经很多，M2/GDP接近200%，但由于金融市场的割裂，央行在短期利率的影响始终难以传导至长期利率上，同时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失衡，也导致央行很难通过简单的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因此，近两年在中国出现了“中国版的利率之谜”（请参见我在10月份写的《解构中国的利率之迷》），即在货币当局没有收紧流动性和经济呈现下行的背景下，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始终没有消除，但在巨额的存量货币面前，央行并不能施以“水漫金山”的措施（请参见我在11月份写的《猜猜后期货政思路》），这样就客观上出现了由于结构性问题致使央行总量手段无法有效使用，既不敢松，更不能紧。
但如果未来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向收敛的方向转型的话，那么总量调控恐怕还是央行的主要任务。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则更应该加快金融改革，因为只要存在割裂的金融市场，那么央行就会始终面临“按下葫芦起了瓢”的难题。
第三，未来货币政策的手段究竟应如何考量。抛开是主动作为，还是被动为之的评价，今年以来，央行实实际际进一步加大了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实施，客观的说也确实为未来货币政策的转型开展了有益的尝试。
一般意义而言，在一个有效性很强的货币政策框架下，无论中央银行采取数量型政策工具，还是价格型政策工具，对于经济主体而言，实际效果都是一样的。例如，伴随央行提高利率，反映到流动性上也是收紧的，即“量随价调”；反之，如果央行收紧流动性，最终反映到资金价格上则是上升的，即“价随量变”。
但正如上文所述，近年来流动性总量和资金价格却反常地呈现出非线性对偶关系的变化，即在货币总量没有明显收紧的环境下，“融资贵”问题出现了长期化趋势。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既有危机以来国内外经济运行的持续变化，也有包括大量“预算软约束”主体存在等原因。而“融资贵”问题长期化趋势显然对于我国顺利渡过结构调整爬坡期不利。因此，就需要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以保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加速推进和发展进程的稳定，进而顺利的度过目前所处的“成长的烦恼”。
目前央行的政策工具很多，但从分类上无外乎三类工具：数量型、价格型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近期央行政策工具的创新更多是体现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我的看法是如果货币政策重点在总量方面，那么其政策工具的着力点则在于如何当好“流动性总闸门”的管理者。而在未来货币政策实现转型之前，央行需要既把利率不敏感的低效企业约束起来，又能将一些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企业融资成本降下来，这也是央行“滴灌”调控的本意，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我才在今年7月份坚定地认为：央行在年内一定会降息（请参见我在7月份写的《GDP不重要？》），而在11月份央行真的降息之后，我提出“央行的降息并不是打开降息周期，而且降准则是遥遥无期的”（请参见我在11月份写的《为什么我觉得当前中国尚不具备全面降准条件》），因为带有明显结构性调控意图的货币政策工具只有在资金面紧平衡的条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货币是绳子，再多的工具创新也改变不了这个性质；要让绳子吃上劲儿，绳子才有用，政策工具创新无非是让绳子吃上劲儿。
当然央行后期需要将定向工具进一步精细化，例如，按照金融机构的自身经营情况、及其经营与宏观意图的契合度的不同，在使用同一种定向工具时，在规模和价格上进行差别化分层，这样就可使得货币政策导向被更准确地传导,既可以一定程度上约束利率不敏感主体的融资需求，提高资金的配置有效性，同时还能提高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的线性对偶关系，进而提高央行调整基准利率意图的实际效果。
如果出现经济失速下滑或通缩风险快速上升，那么央行就需要相应调整基准利率；同时如果由于外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引发国际收支的突然变化，进而导致流动性缺口出现且不断扩大，那么全面降准作为对冲手段被采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按照我对2015年中国经济的预测来看，上述两个“如果”的概率均低于50%。
来源：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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