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利率上浮政策陆续用足。在2012年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10%后，各银行机构根据自身网点和客户特点逐步调整了各期限存款利率，中小银行在上调利率方面更加主动一些，大型银行反而相对较慢，整体呈现“先行—跟随”的市场定价模式。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区域性银行从一开始就将各期限存款利率均上浮到顶，后期股份制银行陆续跟进，最终大型银行也不再坚守，并陆续上浮了各期限存款利率，以确保存款不至于被它行挖走。同时，一些银行将机构网点纷纷向县域、向社区延伸，试图稳定和增加一块存款业务，存款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理财产品成为一个重要的存款替代性产品。我国银行理财产品自2011年起出现暴发式增长，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数量2011年首次突破2万款，2012年接近3万款，2013年达4.48万款。截至2013年12月末，我国银行理财资金余额已突破10万亿元，而2011和2012年年末的余额仅分别为4.6万亿元和7.1万亿元。与之对应的是，商业银行个人结构性存款大幅度增长，且主要集中在机构较多、竞争激烈的地区。如，2013年全国新增个人结构性存款6192.3亿元，是上年同期的5.58倍，近1/4集中在江苏和浙江两省，安徽省40%左右的新增个人结构性存款集中在合肥市。
同业市场渐成银行调剂资金的重要场所。同业负债具体包括同业存款、拆借、回购及2013年年底推出的同业存单等，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同业负债业务快速发展。据统计，近4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的负债余额年均增速达25%，比同期存款余额年均增速快10个百分点左右；2013年12月，人民银行公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兼具更高流动性和更多成本优势的同业存单业务大受欢迎，工、农、中、建及国开行等10家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单位率先发行同业存单340亿元。2014年，仅工行、招行、交行、中信4家银行就计划发行同业存单3600亿元。目前，部分中小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负债总量的三成来自同业负债。
筹资成本节节攀升。近期，债券市场融资成本明显升高。国开行招标发行的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和十年期债券利率均高于5.68%，在过去半年来，整体上行幅度为170～190个基点。国开债甚至出现了由于二级市场收益率上升导致“中标即亏损”的尴尬。同时，国开行2012年年报给出的全部生息资产收益率为5.64%。这可能意味着国开行面临成本与收益逐渐呈现倒挂的挑战。城投债的发行利率延续了2013年下半年的上升趋势，2014年开年首发的“14怀化01”就以8.99%的票面利率创下了公募城投债票面利率的历史新高。而随后发行的数期城投债票面利率也同样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他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同业拆解利率也在逐步走高。筹资成本的推高，必将加大信贷资金最终使用者的财务成本，可能危及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以量补价成为通行做法。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自2012年二季度以来，我国银行净利息收益率已开始回落，部分商业银行扩大生息资产、以量补价的冲动更为强烈，特别是在人民银行合意信贷规模政策背景下，规模收紧的恐慌预期导致各基层银行存在宁愿牺牲议价能力和风险控制，也要用足当期规模的心态。我国银行做大基数、突击放贷、冲击时点等惯有行为始终难改。2007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3.6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多增4482亿元。而自2008年以来，特别是从2009年创纪录的9.59万亿元开始，新增信贷规模已从此前年均3万多亿元的常态激增至7万亿元以上，2013年贷款增量也保持在近9万亿元的高位。
定价选择开始分化。一方面，在金融脱媒的大背景下，大企业、大客户的议价能力明显增强，银行降低贷款利率现象增多。以安徽省为例，2013年安徽省大型企业贷款执行基准利率贷款占比达到50.07%；下浮利率贷款占比29.96%，较上年提高了7.5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议价能力较弱，为保证总体收益，银行上浮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现象增多。据统计，2013年安徽小型企业贷款利率执行上浮的占比84.71%，较上年提高2.17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一定时期内增加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机会的同时，也会提高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资产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受限信贷规模和利差两方面限制，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转型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投资、同业等非信贷资产以及理财等表外资产成为银行资产布局的重要方向。近2年来，商业银行为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类信贷”业务快速兴起，理财、同业资金投向非标资产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08—2013年期间，我国银行业同业资产规模增长了242.44%，而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仅141.94%；同业资产占比由9.99%提升至14.36%。从上市银行财务数据分析，中小银行同业资产占比均高于大型商业银行。
风险偏好开始增大。商业银行为保证较大利差水平，更多地向高收益领域配置资金，高收益一般伴随着高风险，银行信用风险快速增加。如，前几年钢材价格不断攀升，钢贸企业愿意付出较高的利率，银行信贷资金投入较多。据交通银行测算，当时钢贸贷款的RAROC（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利润率）达到70%~ 80%。当房地产调控、钢材价格跳水时，上海、江苏等地钢贸行业不良贷款不断暴露。同时，银行在对同一领域客户选择上，还会出现“逆向选择”风险，即淘汰稳健型客户、选择冒险型客户。美国次贷危机经验表明，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攀升，次级客户的高收益将会越来越受青睐，甚至放弃稳健经营的基本精髓，相互恶性竞争、竞相降低信贷标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风险的集聚和放大，增大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监管套利行为频发。尽管商业银行同业、理财等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监管套利问题不容忽视。部分机构表内不行就用表外来补，信贷受限就涌进信托，信托受限就借道证券，通道受限又涌进同业，规避信贷总量控制和信贷投向要求，粉饰存贷比等监管指标，加剧了特定时点存款市场的波动。快速增长的同业业务造成了靠稳定性差的短期限负债支持流动性差的长期限资产的状况，在这样的资产负债错位的结构下，轻微的流动性冲击就会造成很大的流动性风险。2013年出现的两次“钱荒”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注解。
发展仍存若干误区。当前经济下行与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多重因素叠加，倒逼着商业银行转型发展，但如何转、怎么走确实存在着一个科学发展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常态性回落，金融资产规模增速和利润增速也将逐步回落。据统计，商业银行资产增速从2009年26.3%下降至当前12.79%，利润增速从2008年动辄30% ~40%下降至当前15.37%。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应当是一个渐进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一些商业银行过于追求“弯道超越”冒进思维，仍然追求规模高增速、业绩高指标、利润高增长，风险管控能力难以跟上资产规模扩张步伐，很有可能引发“翻车”危险。之前积累的高利润，或将被用于支付滞后而来的风险。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自2011年四季度起连续攀升。与此同时，部分机构绩效考核依旧延续以往年年加压，层层加码做法，基层员工疲于奔命，滋生了许多不规范做法，操作风险和案件风险爆发频率明显加大。
文章来源：凤凰评论，转载自《学习时报》
详见：http://news.ifeng.com/a/20140520/40374201_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