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突破者，他在经制内外行走，走出一条洋务之路，就在这条洋务之路上，他迈开了中国工业革命的步伐，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新能量的代表者

如果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那么，李鸿章也可以这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中国。

若问他的“支点”在哪里？他会说，“在上海”。曾国藩派他去上海，并非曾氏多么有先见之明，而是上海士绅让一个名叫钱鼎铭的人来请兵。那时，太平军破了江南大营，连克江南诸府县，趁势包围上海，上海告急，所以公推钱先生赴安庆求见曾大人。曾大人被钱氏一言惊醒：上海关税可供数万人军饷，得之者胜，失之者败。打仗，打仗，从根本上打的就是军饷，幸亏钱氏来了。

湘军疾疫之余，继以苦战，饷事令曾国藩不安，打仗用兵，用兵靠饷，江西协饷多年，饷源渐枯，但还得依靠。可江西巡抚沈葆桢奏请截留厘金，专充本省之饷，而户部竟然准了。接到户部咨文，曾氏很忧虑。于此生死之际，胜负关头，哪能断了饷？

打了那么多年仗，江西出兵饷，湖南出兵，兵源未绝，饷就得跟上。曾国藩眼光一转：又查广东一省，财力殷富，为东南之冠，请中央政府特派大员，驰赴广东办理厘金，专供苏、浙、皖之饷。然而，远水怎解近渴？上海不远，就在他下游，竟然要给他送饷来了。

朝廷让他节制四省，统筹战争，起初，他还唱着顺流而下的老调，以为能以席卷之势结束战争，没想到战争越打越胶着，反倒是李鸿章从上海出兵，势如破竹，优势显然。

若非李鸿章因尊重他这位老师，而顾全他的颜面，数万洋枪洋炮的淮军，完全可以抢先攻克金陵，打下天京。不是居上游的湘军高屋建瓴，所向克敌，而是处下游的淮军突飞猛进，势若雷奔。

在上海放出东南半壁的胜负手，战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运势真的变了！决定战争胜负，主导历史进程的，已非农牧文明那一套兵器和兵法，而是洋务运动。兵家舆地，上海第一，因上海已开洋务风气，工业文明的成果初露端倪。

李鸿章崛起靠什么？一靠洋炮，开办洋炮局；二靠洋税，在洋税分成中游刃有余。而洋炮、洋税皆为利器。

洋税分成，本不在“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的“经制”范围。所谓“经制”，是一国财政收支范围和额度的定制，一旦确立，便历年如此。

经制范围，由户部掌管，也就管个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面，显示着中央集权。然而，一国经济活动，岂一经制所能覆盖？即使农业社会相对静态，经制也难以无所不包，全面安排，何况还有外贸纷至沓来？更何况工业革命已将“三千年巨变”的序幕拉开。这些，都在经制以外。

经制以外，既有被经制遗漏的收支缺口，更有新兴的财政空间，所以，由经制主导的财政，被人称为“不完全财政”。中央集权，号称大一统，但事实上，只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以财政为例，中央可以统筹，却难以包办，到头来，还得给地方上预留相应的非经制财政空间。

清初没有经制财政，于国计未有不便，中央和地方在各自的财政空间里，均能便宜行事，然而也有滋生亚财政的隐患。迨至晚清，中国遭遇大变局，扩张了经制外的财政空间，如厘金、鸦片税、洋关税以及赔款、外债等，均非经制内收支。对此，清廷无能，惟有放权，原来经制可“权”预留的财政空间，成了接生亚财政的产床和亚政权成长的摇篮，湘淮军系就在这样的空间里诞生。

太平军兴初，因军费激增，中央财政窘迫，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已不足30万两，不得已，上谕令各地“各就本省地方情形，力筹济急之策，权宜变通，其势不得不然”，又下旨，允许各地“以本省之钱粮，作为本省之军需”，并以“就近筹粮，兵丁得沾实惠”，放手开辟新饷源。

总结湘军经验，曾氏认为，有两条最重要，一条是自己募兵，一条是自己筹款，有这两条，他就能用兵自如。他要求于朝廷的，一不要兵，二不要钱，只要授权，让他在经制以外募兵、筹款，给他一个相应的地盘和财政空间，他就能把团练办成湘军，从湖广办到两江，节制四省。

湘军不同于绿营兵，虽有种种原因，然其根本就在于，绿营兵在经制内，湘军在经制外。原则上，内外有别，经制内的军队，朝廷要依靠，经制外的军队，朝廷还要加以防范。

通常，经制外新军，能为辅，不能为主，能守土，不能越境，恪守“内重外轻”。当年曾氏起兵，朝廷便以经制来规范湘军，但湘军未被经制化，没蜕变为新的绿营兵。事实上，经制之兵已不堪用，因兵权、财权为经制所囿，从军饷来看，绿营就比湘军穷甚，军队已然“外重内轻”。

湘军自筹军费，用多用少，曾氏均能自主，可以不受经制的约束。更何况湘军饷源，一靠厘金，二靠募捐，两者都在经制以外，用经制不好管。朝廷没想到，经制以外，会有那么大的财政空间，商业税里竟然蕴藏了如此充足的财源，湘军与太平军翻来覆去的拉锯战，就靠了厘金支撑。

曾氏民间起兵，厘金并非从他开始，先行者，是雷以諴。以諴于江北大营办军务，用幕僚钱江之策，在水陆要冲设立关卡，行商过，则千取其一，称“厘捐”，而且还征坐贾税，一年税收数千万缗。此后，各省皆仿其例，大设局卡，广征厘金，曾氏以为“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征商胜于征农”。据统计，自太平军夺金陵至湘军收复，十余年间，厘捐过亿，曾氏自己说“东南用兵十年，全赖厘金一项支持”。

经制固然不变，但它会改变经制以外与其相关的事件。

可不，经制外的厘金，就被朝廷纳入经制，被经制化了。厘金，从权宜之计，变成既定国策，从临时财政，变成固定税收，就这一下，添了多少税银？或曰年约2000万两。由此而来两个问题：滥设局卡和督抚财权过大。

对此，朝廷最想做的，便是收钱和收权。然而，奥妙在于，如何能在不影响收钱的情形下，还能做到收权。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么收钱就是第一位的。因此，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把钱从地方收到中央来。

不要以为被经制化了，厘金就会自动流到中央来，在经制范围内，中央可以统筹厘金，这叫做“要在中央”，可钱还得留在地方，因为“事在四方”，办事就得花钱。

站在中央集权的立场，用经制的眼光来看，多半会以为督抚们没事找事，把事情越做越多，正所谓“天下本无事，有钱滋扰之”，都是钱惹事。本来嘛，起义都平了，总该消停了，偏不！上面已下令裁撤各地厘局，裁革所有捐厘委员，可督抚们都说，弥乱善后还得靠厘捐，办厘捐还得靠厘捐委员，厘局要地方绅士办，不要官办，绅办可以官督，官办易生种种体制性弊端，会致官官相护。

朝廷本意，是以官办方式，使厘金经制化，这样，朝廷就可用行政手段直接控制厘捐，将督抚已有的财政空间都收走。而督抚们赞成的经制化，则是非官办的厘捐经制化，既保留督抚们原有的财政空间，又使原来一项临时性的财政措施变成固定税收，使新兴的财政空间获得合法性。督抚们这样一坚持，朝廷只好收回成命，此后，直至清亡，各地厘金抽收仍维持委员设局之制。久而久之，在厘捐的自留地里，督抚们便收获了亚财政的果实。

厘金以外，还有一大项，那就是洋税。朝廷像对付厘金一样，也想把洋税经制化。

可为难的是，海关在洋人手里，变成了洋关；关税，也变成了洋税。连税率都要与洋人协定，没有洋人同意，哪能被经制化。可是，要与洋人协商的经制化，还是经制化吗？经制化的灵魂是“祖制”，洋人一参与，岂不是往“祖制”扔炸弹，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吗？

果不其然，在洋税部分经制化的同时，经制本身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洋人不仅终结了朝廷的华夷观念，而且以洋务导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现，“祖制”终于松动了。近代化太大，经制容不下，洋人另有一套，替代经制了。

一向顽固的朝廷，怎会变得那么乖，说改就改？原来，洋人不仅用洋炮助剿太平军，还用洋税取代了流失的白银，道光帝让林则徐去找却没有找到的白银，洋人给找回来了。

洋人凭什么去找？就凭一纸《江宁条约》。条约不是要掠夺中国吗？怎么反而使朝廷增加了白银呢？可见，来掠夺的不光是洋人，还有朝廷，而条约就是让洋人参与进来分成。

洋人来分成，没有把手伸到朝廷，插手经制以内，去拿现成的，而是在经制以外，转变增长方式，以工业化和全球化，盘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洋人不仅从这个巨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攫取战争赔款，还拿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头寸，剩余部分才作为洋税，由朝廷来统筹。

一纸条约，如何能将中国经济做大？其奥妙，可由条款来解答。

其一，条约以五口通商取代广州一口，使贸易扩大，适应了全球化；其二，条约废除行商制度，破除垄断，使贸易自由化；其三，条约要求协定关税税率，使税率降低，看似有损主权，实则利于国际竞争；其四，条约实行领事报关，虽也有亏主权，但不如此，则海关制度难成。

何谓“领事报关”？洋船至，将船牌、舱口单、报单等件，送交口岸本国领事，领事以此，通知海关，于卸货、装货时，“公同查验”，交纳船钞税银，海关即发完税红单，领事凭红单，发回船牌等件，然后出口。此举，其利在可以抵制体制性贪腐进入海关，而其弊则在主权有损。但不管怎么说，海关还在清政府手里，后来，清政府连海关也丢了。

小刀会起义，攻占上海县城，海关被捣毁，诸位领事便自订《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商船要向本国领事缴纳海关税，致使江海关税收，转入各国领事之手。此后，中国海关就由洋人来管了，从领事报关制度演变为总税务司制。

总税务司的出现，适应了总理衙门统筹各口洋税的需要。总署原设上海，后迁北京，为总理衙门直属机构。从此，洋税日有起色，战争赔款，由海关按季拨付，不数年，便已还清。仍按季约提四成，解交部库，另款存储。这笔四成关税，初期，年约400万两，不久便增至年约600万两，居然实现了财政收入的根本好转。对此，恭亲王等一再表示，“查数年以来，洋人充当中国司税，办理尚属认真”，准于扣还赔款之后，“或令洋人仍帮同司税，厚以禀饩”，以此肯定了总税务司制。

或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清政府管不好海关，却被洋人管好了，在当时举国腐败的体制里，居然有一块廉政的净土，那就是海关。海关收入，就在廉政的土壤里，随贸易扩大而不断增长。1861年，税银仅为550余万两，至1910年，便达到3500余万两，增长了六倍多。在财政总收入中，洋税比重，也逐年递增，从占约1/5，到接近1/4，再到1/3，可见其增势强劲。

五口通商后，除粤海关外，新开四口洋税，非经制所有。如何能将它们“尽收尽解”纳入经制范围内，尚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才开口通商，或衰或旺，税额难定；另一方面，因贸易分流，粤海关税额可能会减少。

于是，清廷决定，定额暂缓，三年后，视各口税银情况再定。谁料，粤海关税银，非但没因分流而减少，反随贸易扩大而增长。加上其他四口，税收远超原定额，因此，粤海关仍在常税内实行定额管理，其余则“征无额者尽收尽解”。

“征无额”，显示了朝廷对贸易的追求，表明了重商主义的态度。接着“尽收尽解”后面，还有一句“支无额者实用实销收”，若非朝廷对海关信心满满，岂能“支无额”？

事实上，中国海关治理，从来就没这么好过。当时就有人指出，因采取领事报关制度，故能“免致内地奸商勾通偷漏”，即使“尽收尽解”，也没问题。“洋商”，是指跟洋人做生意的商人，原来十三行商，后来买办，皆为“洋商”。

“征无额”，收多少算多少；“支无额”，花多少算多少。收、支相抵后，余额全数上缴，这便是“尽收尽解”，给督抚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财政空间，显得朝廷底气很足。

朝廷底气足，是因为有领事担保，而领事督察严，一则制度使然，同时，也由于列强要紧盯赔款，以防偷漏。陈勇在《晚清海关洋税的分成制度探析》中指出，《中英续增专条》规定，中方应付英、法赔款均于通商各口所纳洋税中按结分成扣归，每季为一结，每结各扣缴二成，扣成基数为洋税正税。但分成扣归原则非孤立条款，前提是由税务司掌控关税征收，将赔款与税收挂钩。

1866年初，赔款即将完案，总理衙门就因为担心“第扣款既清，稽核无凭，侵蚀之弊又虞丛生”，做出了保留外籍税务司制度和四成洋税名目的决定，奕訢等又奏曰：“臣等拟届其时……或令夷人仍帮同司税，厚以廪饩，令其据实咨报总理衙门及户部，总期层层稽核，似不致弊混。”看来，老外不能走，老外一走，海关就会“弊混”，朝廷也会昏昏，已然不断增长的白银又要重新流失，这还不要了朝廷的命根？同治一朝，不光满汉同治，还有华洋同治。

洋税分成，分为四成洋税和六成洋税。四成洋税，始于偿付赔款，清偿后，改为解部专款。四成洋税扣出后，正税尚余六成，中间经过三项扣项即倾熔火耗、海关经费和出使经费后，余银仍名六成洋税。六成洋税，存留各关，作为备用金，但仍归户部指拨。

四六分成，本是针对洋税正税，即洋商船只各税项下正税部分，后来，便沿用到正税以外同属洋税，却非正税分成范围的其他各税项上，以此构筑洋税分成的架构。

分成制下，四成洋税径解户部，以备财政不时之需，六成洋税存留各关，清廷以专款指拨方式予以处置，按解款方向不同，分京饷、协饷以及带有京饷性质的专项经费。京饷、协饷还是老一套，是维持旧体制的需要，而专项经费则多用来开创历史新局面，以适应近代化需要。专项经费，按老例，有内务府经费，而新起的，多为洋务费用，以轮船制造经费、军备制造经费、海防经费、边防经费、筹备饷需以及总税务司经费等，开启洋务运动。

传统经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是一种静态财政，具有确定性，而分成制，则是动态的，使中央财政从外贸增长和关税增收中获得支撑，这是对经制的突破。

中央财政从以田赋为主导，转向以洋税为中心，从根本上转型。

经制是以地丁、田赋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制度化的理性方式，在国家的理性生活中，它本来属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范畴。可当工业革命的“三千年之巨变”来临时，经制的围墙，就被不断增长的贸易突破了，一种新的经济能量——洋税被释放出来改变中国，寻求突破者。

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突破者，他在经制内外行走，走出一条洋务之路，就在这条洋务之路上，他迈开了中国工业革命的步伐，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新能量的代表者。李鸿章用工业革命的杠杆撬动了中国，他的支点就在上海，更确切地说，就在上海的江海关。江海关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心脏，它为中国工业革命输送的新鲜血液就是洋税。用洋税发起洋务运动——中国工业革命，其首个标志性企业，即是以“制造机器的机器”为本的江南制造局。

曾李时代，有个“同治中兴”，这“中兴”的局面，就是曾李等人用洋税开启的。中兴将相，擅用洋税者，莫过于李鸿章，曾氏开个头就走了，李鸿章却从头走到尾。悲剧性的结尾，留待后面说，喜剧性的开头，不妨先来瞧瞧。

中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就在江南制造局，为什么呢？不是还有洋炮局在先吗？何以洋炮局不算工业革命，而制造局算呢？

因为洋炮局里，工业还附属于军事，不光服务，还必须服从于军事目的，而制造局已改为工业为主体，以“制造机器的机器”为根柢，确立了工业文明的范式，工业主导军事。这便是洋炮局与制造局的不同，前者为应用，后者为基础工业；前者仅为军需服务，后者可以从军用转向民用，造就以“军事-工业复合体”为原型的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

但其创办之初，都是“先军政治”的产物，所以，都在军需项下拨款，其款项来源，均非经制范围内的安排，而是出自经制以外的洋税和厘金，大部分为洋税，也有部分厘金。江南制造局就是用洋税打造的，据统计，该局从1867年至1904年，大约37年，共计用银2500余万两，年平均60万两以上，最高年份达150万两以上。期间，它就用这些钱，造了洋炮743尊，洋枪65300支，火药667万镑，炮弹160万枚，子弹860万颗，弹壳21000万粒……

江南制造局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范围，实际上，它还承担了某种国家使命。如果仅仅造船造炮造机器，它充其量也就是个军工厂；如果仅仅向全国七八十个单位供应军火，它不过就是个抢了先手的军火商。它做的远不止此，作为“机器母厂”，它像母鸡下蛋一样，在全国各地孵化兵工厂，使国防工业从沿海深入内地，向战略纵深发展，使得“军事-工业复合体”遍布全国。

他就这样做局，向全国输出“江南制造”，“东输辽沈，北达畿疆，西抵雍凉，南浮湘桂”，以国防为号召，制造“制造局”，与此同时，他也成就了一个中国工业革命的局。当国防工业遍地开花之时，也就是李鸿章推动中国工业革命从军用转向民用之日。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 http://www.eeo.com.cn/2014/0115/2549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