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汉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Bernard Yeung（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

iPhone是在加州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设计的，但它的零部件是由六大洲43个国家的供应商、通过极其复杂的供应链制造的。全球供应链是强力追求效率的缩影，是激烈全球竞争的必然产物。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和事实上的“世界工厂”。 生产设施的配置，是基于以提高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全球模式。在构建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有许多考虑因素：首先，全球供应链的配置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包括人工成本、最终组装的零部件运输成本以及组装本身的成本。全球供应链越来越多地将生产整合到那些劳动力充足、基础设施较好、环境监管宽松的经济体，即主要是中国内地、中国台湾、越南或其他亚洲经济体，这并非偶然。
    其次，全球供应链倾向于将生产设施设在靠近最终产品消费者的地方。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购买力，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心环节。 当然，成本最小化并不是全球供应链配置的唯一考虑因素。当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从多个国家的200多家供应商和800多家生产工厂采购iPhone零部件时，它必须审慎地管理各种风险，包括汇率风险、关键零部件交付的潜在延误等普通风险。全球价值链管理通过对冲、储备关键零部件库存和多方采购等，有效地处理了这些风险。 

新冠疫情不会改变基本面

新冠疫情肯定会扰乱全球价值链，我们感兴趣的是，其将如何重构价值链。在面对真正的不确定性时，回过头来了解上述基本面如何塑造未来是很有用的。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些因素已经在演变了。 其中既有消极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发展。首先，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消耗，以及30年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迅速变化，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自2011年到达刘易斯拐点以后，劳动力成本开始急剧上升，“中国制造”不再那么便宜了。其次，几十年来宽松环保法规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严重。随着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新增长模式的口号，以往在成为世界工厂的竞争中被忽略的环境成本，现在终于被纳入成本计算了。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中国中产阶级难以捉摸的购买力终于成为了现实。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消费市场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 即使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至少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主要制造中心是如此，但中国广大的中西部省份仍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生活成本也较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些地区成为了服务中国和全球消费者的具有吸引力的生产基地。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为地缘政治注入了不确定性，许多考虑将生产线从广东省或江苏省转移到中国西部的企业，可能会缩减计划，转而专注于中国市场。然而，由于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越南、柬埔寨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似乎是一个更安全的生产地点。
    在短期内，中国可能不会感受到冲击，因为它仍享有集聚效率和超强基础设施等诸多优势，但从中期来看，中国不能忽视中美冲突对全球供应链迁移的影响。 
    新冠疫情加剧了担忧，显示了中国实力，但也加快了正在发生的变化
    上述因素已经在削弱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了，在遭遇新冠大流行后，疫情将对今后十年不断变化的全球价值链格局产生何种影响? 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供应链稳健性的重要性。供应链管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在2020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75%的公司报告称，由于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运输限制，供应链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中断，预计在未来几周，这一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此外，调查还发现，近一半的企业对供应链中断缺乏任何表面上的应急计划。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控制疫情方面显示出了实力。一旦政府意识到新冠病毒传染性强，死亡率相当高，中国强大的国家机器就全力以赴：它对该国的疫情中心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并快速调动资源对其进行协助，同时用技术手段追踪接触人群，以防止新一波疫情的爆发。考虑到中国在抗击此次疫情或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疫情或流行病方面的效力，中国将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理想位置。显然，企业更愿意将工厂设在一个受疫情干扰时间较短的地区。 然而，只有在全球价值链仍然集中在一个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才成立。对供应链弹性或稳固度重要性的新认识，很可能导致在组织全球供应链时出现区域主义，这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变成多中心的。也就是说，“世界工厂”将被每个地区拥有一个工厂所取代。目前，中国是世界工厂。全球供应链的区域主义，将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中，新冠疫情并没有引入新的力量，只是加剧了中美贸易战所释放的地缘政治风险的现有力量。原本就有关于供应链多元化的讨论：通过建立冗余产能、从多地的多个生产商采购、围绕主要消费中心重新聚集零部件生产/采购网络，以及政治强制脱钩导致多个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新冠大流行只会加强这种态势，并加速这种重新配置。

 这是经济学

然而，归根结底，企业是按照经济规律行事的，意味着中国仍将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之一，因为诸多优势使中国成为当前的世界工厂。尽管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但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浪潮将使中国保持成本竞争力；随着中国政策制定者深化改革，比如构筑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经济适用房、进行农村土地改革等，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将变得更大，这既会扩大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也会让这些人更愿意消费而不是储蓄。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将保持并进一步吸引以中国为基地的制造业。 在供应链区域主义或多样化中，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效率与稳健性的权衡。不发挥比较优势是低效的，脱钩和建立过剩产能也是低效的。供应链区域主义还意味着失去规模经济，削弱努力创新的动力。有关在国内采购所有医疗用品的说法，可能高估了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稳健性需求，或者可能只是政客们的偏执。在不牺牲生产效率的情况下，建立相关储备可以保障医疗供应。解决未来全球卫生危机的更好办法似乎是建立一个全球卫生组织，发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作用，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医疗用品。我们希望世界不会从偏执政客的言辞中吸取错误的教训。 

中国应该警惕什么？

对于全球供应链即将转向区域主义，中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感到担忧?许多人担心失业的后果。的确，短期调整是必要的，但长期均衡失业率是由劳动力市场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贸易平衡决定的。毕竟，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迅速老龄化和萎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在就业问题上，自动化是对劳动力老龄化和技术进步的回应，比全球供应链的转移更为重要。中国的国内市场很大，而且大部分尚未开发。中国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需要采取自动化等智能应对措施来满足生产需求。 鉴于中国现在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据此有观点认为，中国失去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提醒大家不要有这种自满情绪。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将其供应链设在中国的结果，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正向作用，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除了就业和经济增长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两个渠道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重要而巨大的正向溢出效应：一是展示了创新技术和管理，二是加剧了市场竞争。 如果没有外国公司，中国本土企业，无论民营与否，可能会玩一场完全不同的竞争游戏：赢家不太可能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产生，而可能是关系最强大的。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市场层面，在华外企的竞争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了改善公司治理的压力。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市场上对公司控制权的竞争将减少，对投资机会的竞争也将减少。更糟糕的是，政商关联度高的国内企业会利用这个机会拖延供应侧管理的实质性改善。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脱钩现象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而言，这是新冠疫情后全球供应链重构中更令人担忧的影响。当务之急是加强中国市场和法律制度建设，以确保最有生产率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文章来源：《思想库报告》。《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 Institute）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周刊，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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