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煦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发表日期：2017-04-01

 

去年以来，“不确定性”开始成为世界的一大主题词。2016年，在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是闹着玩的情况下，英国经过全民表决，决定脱离欧盟。二战之后欧洲几代领导人精心设计、努力推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最大的逆转。近期，英国女王签署正式脱欧的法案。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不被看好的个性张扬、非主流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

这两个所谓的“黑天鹅”事件需要放在一个共同的大背景之下加以理解，即不少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年普遍兴起了一轮逆全球化思潮。特朗普上任之后当即下令退出奥巴马政府苦心斡旋方才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今年是欧洲大选年，在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政治选举中，逆全球化潮流继续上演。一些新兴政治力量崭露头角，短时间内支持了跨速攀升，有的候选人被直接贴上“法国的特朗普”、“德国的特朗普”等时髦而又主张鲜明的标签。

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非空穴来风。故事应当从千年之交讲起。2001年发生的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格局。第一件事是当年9月份，美国经济刚刚从互联网泡沫破灭中恢复过来，如梦方醒，突然有一天，位于纽约曼哈顿最繁华地带的世贸大楼遭飞机撞击，“9·11”事件爆发。第二件事是这一年年末，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之后，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批准中国加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之一。

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对比很有意思。“9·11”事件爆发之后，美国立即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中东、非洲等地穆斯林入境、移民实施限制。不少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限制措施。当世界的西方对外界遮掩或者关上大门的同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经济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

此后十几年发生的事情放在当年看来多少有点像“天方夜谭”，出乎意料的程度绝不亚于去年的英国脱欧或是特朗普上台。 200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1.3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世界的4%。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15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11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一半，世界的15%。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5年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十五年间，中国的人均GDP由1053美元增长到8028美元。在2001年，几乎也没人会想到中国在15年之后，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和最大的出口国。

那一年，有一位叫章家敦的美籍华裔学者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书名叫做《中国即将崩溃》。事后看来，很多人把那本书当做笑料；但在当时来看，这并不是一个非主流的观点。当时的中国经济的确很困难，深受银行坏账率攀升、国有企业亏损、通货紧缩、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等等问题困扰，比现在困难得多。

“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范式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2001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段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的增长范式高速运转，以生产国为核心中枢，上游连接资源国，下游连接消费国。生产国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消费国的典型代表是美国，资源国的典型代表是中东石油出口国。

中国经济增速不断地提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接近14%的增长率。正由于这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深深地打上出口拉动的烙印，出口/GDP在2007年最高点曾超过35%。在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同时，中国也从国外也进口大量资源品。与此同时，外汇储备在也以非常快的速度积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直到2001年之前还在2000亿的水平。但加入WTO之后七年里就攀升到3万亿，后来又继续增长至4万亿。

在中国经济的上游，资源品价格一路高歌，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型国家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带动下获取了非常丰厚的利润，比如澳大利亚、巴西这样的铁矿石生产国，以及中东的石油出口国。 2001年国际原油价格水平在20美元附近，但到金融危机之前，经过一段黄金增长，石油价格不断地攀升，最高到140美元以上。

石油价格的狂欢 。数据来源：WDI。

在中国经济的下游，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受益于中国低价商品和出口，这些国家的国民能更廉价地享受到以前享受不到的商品和服务，通胀稳定，资产价格繁荣向好。

“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增长范式的结果之一是重新塑造了整个世界经济版图。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可以形容为“双核五板块”。

2001年之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规模微不足道。到2015年，中国已经与整个欧元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比相当了。美国的经济规模大概是25%，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体加起来，占到了世界经济份额的40%。这是所谓的“双核”——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双核驱动模式，也有人称之为“G2”。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不仅在购买力平价上，而且按照现价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

再来看“五板块”。我们分析世界经济时，虽然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地区、经济体，但如果要抓大的图景，那么可以粗线条地把这些国家分为五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美国和英国。虽然英国地理位置上和传统政治划分上属于欧洲，但它在整个经济形态、经济结构、政策灵活度上，都跟美国更像，而不是跟欧元区更像。

第二个板块是欧元区和日本。欧元区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它和日本在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上都更像。

第三个板块是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越南等后起之秀。

第四个板块是一些资源型经济体，比如铁矿石、石油生产国。这些国家虽然经济波动非常大，但只要全球经济一向好，这些国家往往是受益最多的经济体。

最后一个板块受到的重视比较少，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步入发展正轨的国家，典型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旧范式难以持续

“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增长范式可以简单地作如下概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世界生产大量廉价制造业产品；与此同时，一方面，其从上游大量地进口资源品，影响资源品价格；另一方面，在其下游，将廉价制造业产品出口给全世界。这是驱动新千年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根本力量。不过，“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范式在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遇到障碍，难以持续。

在中国国内，这种障碍表现为过度依赖于出口、房地产、基建，高储蓄低消费、内需不足，内生增长乏力。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自然环境恶化，从空气污染，到土壤污染，到河流污染。

在全球经济而言，之前的模式也遇到了障碍。上游以石油价格为例，最高点2008年曾经达到140美元每桶，但金融危机之后很快跌到了40美元每桶以下，后来经过不断波折，目前依然在50美元附近波动。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很多资源型经济体都带来了沉重打击，至今未能完全恢复。比如中东、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比中国还要困难。同时在下游，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出现问题，而且问题率先从发达国家开始爆发——2008年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然后到欧洲的债务危机，再然后开始向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资源型国家传导。

为什么发达国家会爆发危机？有人说是因为次贷危机，有人说是因为金融衍生产品，等等。这些解释都不错。但如果追溯问题根源的话，则在于全球经济的失衡。

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全球输出廉价商品，经常账户不断地积累顺差。中国消费率不断降低，降到不到50%。也就是说全国人民辛辛苦苦一年生产出100单位的东西，真正用于中国人自己消费的不到50单位，另外的都用来投资或借给外国人了。而另一方面，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它们的贸易赤字或逆差不断扩大。后者向前者大量借钱，透支信用，最终演化为房地产泡沫，以次贷危机和衍生品危机爆发而告终。

危机之后，美国等逆差国发现，大量负债、透支信用对自身经济会造成麻烦；因而希望减少逆差。这意味着，在硬币的另外一面，中国等国家的顺差也需要减少——要么增加消费、要么增加投资。但严酷的事实是，“四万亿”之后，好像投资也找不到地方了，不少行业出现了普遍性地产能过剩。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的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

中美经常账户失衡。数据来源：WDI。

各国纷纷寻求破局之道

当旧的增长范式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之后，所有国家都在寻求解决方案。

在美国，特朗普的主张大概可以概括为“减税+基建+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主义+放松管制”。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宣称要“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在欧洲，类似地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逆全球化、逆欧洲一体化，有些国家希望从欧盟、欧元区脱离出来；另外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潮流，在难民、移民问题上排外的声音高涨，贸易保护主义兴起。

资源型经济体面对问题也开始力求改革。希望减轻对资源出口的依赖，尝试多元化的经济方案。例如沙特提出了《2030改革愿景》。近期沙特王室出访中国主要目的：第一是希望中国买他们更多的石油，过去几年俄罗斯在中国石油市场上的份额不断增加，侵蚀了沙特的份额；第二是希望中国支持沙特政府的经济多元化改革计划，在新能源、旅游、金融业等领域。

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了很多新的措施。例如对内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对外，新一届政府提出来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去几年密集推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成立了新的机构，比如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成立。这些概念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新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格局由过去多年以进出口贸易主导的模式，转向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金融货币合作的复合模式。这是一次重要的升级。 

如何管理和使用巨额储蓄成为史无前例的挑战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即便从世界经济史的纵深来看也是史无前例的，挑战的强度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

中国经济的储蓄率非常高。不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是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比起来，中国都是一枝独秀。加上中国经济的规模很大，就导致了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储蓄积累下来。如2016年，中国的储蓄规模在33万亿以上，这还仅仅是一年的流量，如果把历史各年的存量加起来，中国的整个储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上述是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实际储蓄的概念。但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添加了一把火，名义上的储蓄规模就更加庞大了。

如何管理和利用这些储蓄，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2010年之后越来越突显的投资效率降低、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水涨船高、波动加大的现象都是这一挑战的具体反映。从股市，到债市，到房地产价格，甚至农产品、古玩字画等，价格轮番上涨。以至于出现了一个词叫“脱实向虚”。 脱实向虚的本质就是指中国经济有太多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怎么管理？这些资产怎么配置？现在没有太好的方法，本国历史和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供借鉴。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及其收益的畸形表现也是巨额储蓄遭遇挑战的一个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里积累了大量对外资产，截止到2015年末的总规模是6.2万亿美元，扣除对外负债之后的净资产规模是1.6万亿美元。但是中国国际投资的总收益却是负的，2015年净收益为负的734亿美元，净资产年化收益率为-4.59%。

大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的特征：（1）资产低回报，（2）负债高成本，（3）正资产负收益。正资产负收益的原因在于：对外资产构成中主要是外汇储备，而对外负债构成中主要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企业直接投资的收益率通常显著高于外汇储备。

未来，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资产负债表将会出现一轮重塑的过程。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开始快速增长，对外资产负债表的重塑已然在发生。

 

文章来源：澎湃研究所，

详见：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3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