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是无穷的，目标是多元的。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将所有目标都实现。因为目标之间或许存在固有冲突，或许存在外在约束，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选择去实现何种目标，又舍弃哪些目标。

经济学里有许多针对选择难题给出的著名命题，比如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三难选择”。这一“三难选择”是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不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完全流动这三大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舍弃第三个。关于全球化，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另一个“三难选择”：一国只能在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大目标中选择其二，不能同时兼得。我们姑且称之为“全球化的三难选择”。

超级全球化是指经济上的全球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比如商品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的流动程度也很高。很显然，超级全球化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为使分析更接近现实，不妨将其理解为更深层次的全球化，那意味着一个国家会越来越强地支持和融入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主要是指一国政府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自主权，即一国政府能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这和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有所差别。民主政治则是指一国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充分表达出来，并得到政府重视和考虑。可以看出，民主政治不一定是和西方式民主挂钩的，而主要意味着利益诉求的表达。

国家主权往往是各国优先考虑的目标。在一国选择实现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两大目标后，拥抱全球化会变得困难起来。虽然全球化可能使得一国整体受益，但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必然是不同的，有获益者，也有受损者。在民主国家，不同利益集团都能顺畅而强有力地表达自身的诉求，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诉求。得到好处的人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利益受损的人，比如失业者、受损企业，往往会不断释放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反对开放、反对全球化的，于是政府不得不放慢融入全球化的步伐。

如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民主国家的总统候选人往往向选民释放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在总统选举时，候选人更关注选票，需要考虑因全球化带来损失的选民的感受，从而不得不释放反全球化的立场。总统一旦上台，这些选民手中的票不再重要，对这些选民的关心程度自然也就下降。总统为了给国家做出点成绩，不得不重新拥抱全球化。最近的美国大选是很典型的例子，两位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均给人反对全球化的印象。

事物的另一面是，当一国选择国家主权和拥抱全球化时，必然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忽视一部分受损群体的声音，无法考虑或较少考虑这部分人的利益损失。当强权政府推行改革、进行开放、试图通过融入全球化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时，会出现这种情形。只有在政府的权力应该是相对集中的时候，政府才不受利益损失者声音的影响。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选择国家主权和全球化这两大目标，原因是这类国家已经选择了民主政治这一目标。其结果是，在一些国家，强势的领导人上台往往更能推进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能顺利开放，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绝大部分人都能从对外开放中获益，而且开放的红利很大，即使有一小部分企业受损或受到冲击，也能通过转移补偿的方式予以解决。另外，受到损失的行业或个体往往能服从国家大局，国家开放很少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但近年来，随着开放的不断加深，往后开放的难度也在加大。比如服务业开放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受到损失的行业和个体反对的能力强、声音越来越大。对中国而言，如果想要更顺利推进开放，需要更多的智慧协调国内利益。

现在考虑最后一种情形，有没有国家牺牲主权，而选择民主政治和拥抱全球化的呢？这类国家往往是发达的小国，本身拥有民主政治，同时也希望通过最大程度的开放获得国家利益。如果将欧盟这一区域性组织看作“全球化”的话，那么欧盟成员中的一些小国在加入欧盟时意味着放弃了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主权，而试图通过建设开放型经济体获得自身利益。对于这些小国而言，即便不放弃国家主权，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高度影响，制定对外政策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它们索性放弃了这种权力。

政客们最不愿放弃的或许就是制定国家政策的自主权。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罗德里克教授让他自己的学生在三个目标中选择两个时，大部分学生选择放弃国家主权，毕竟在外部人来看，政客们失业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通过对全球化三难选择的阐释，不难看出，不同类型国家往往选择不同的组合，即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侧重。一个更大的困境就出现了，如何协调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利益，继而推动全球化前进？普遍的声音是希望全球化越来越深，但很少考虑如何推进，以及如何补偿全球化的受损国家。此时，全球经济治理以及治理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就很好地起到了协调的作用。比如关贸总协定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使得关税不断降低，贸易成本不断下降。但贸易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削减关税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小，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动力明显不足。

罗德里克的观点是，全球化并不是线性地越来越深就越好，我们需要更具智慧的全球化。既然全球化再往深处推进变得越来越难，为何不从结构着手，试图改变全球化内在的结构呢？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智慧的全球化，而非越来越深的全球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坐到一起，思考全球化的未来。即便不能推动全球化更深，至少应进行结构性的改善，避免全球化的倒退。

为了让所有国家选择支持全球化，为了破解三难选择，无论对于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它们要做的都是协调好国内利益。很多时候，一国要在国内利益和全球化之间进行抉择。国内利益是一国内部的事情，但协调不好国内利益，就会耽误全球化进程，影响整个世界的福利。世界各国需要在此方面达成共识，即为了不牺牲全球化，各国应致力于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协调国内利益的方式方法。

全球化的三难选择不一定是完美的理论，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可能遇到的困境，并据此寻求解决方案。当我们在谈论全球化时，应该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化。如果全球化忽视了差异化，将举步维艰。

文章来源：澎湃研究所；原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6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