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研究员）

　　面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我国应积极推动并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对内，尽力改善不适应时代潮流的体制机制，在考虑自身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尽可能把全球化的社会成本降至最低。对外，广泛寻求国际交流与合作，尽可能降低全球化游戏规则中不平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各国一道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全球化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

　　英国“脱欧”公投的后续深远影响恐怕才刚开始。英国“脱欧”，除了给英国、欧盟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无法准确预估的不确定性外，它还意味着已艰难维持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到了一次不可逆的重大挫折。英国“退欧”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泛滥，是“反全球化”潮流和势力的胜利，是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倒退。全球化退潮与“反全球化”的再度勃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环顾今日全球，“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力量在急速上升。在美国，两党候选人在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说“不”，偏好孤立与保护主义的曼哈顿房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得势并受到普遍欢迎，其鲜明的“反全球化”立场不禁让世人担忧，下半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会不会来自美国；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而上台，德国公开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欧盟议会投票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倾向于实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人员、商品、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愈发顽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兴起和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袭击此起彼伏，利比亚、叙利亚危机导致的一波波难民潮，对欧洲安全形势构成巨大冲击并引起巨大的反弹……

　　英国及更多国家的案例在强化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均是相关各方利益驱动的产物，其损益变化和失衡之时，就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此消彼长之日。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特别金融危机的全球性扩散，“反全球化”早已不仅仅是一股思潮，而越来越成为影响范围最大的世界性社会运动之一，其本身也已“全球化”了。

　　回首二战以来的七十年，全球化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是世界科技发展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抗拒的客观现实，但世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仍很不一致，特别是对其本质的争议还很激烈。对全球化认识和态度的巨大分歧，说明了全球化现象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不能轻易地用“好”或“坏”加以肯定或否定，也不能简单地选择“反对”或“支持”态度。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触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无论富国还是穷国，全球化提供了巨大机遇、潜力与可能，但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与新威胁，对大多数人来说，教育、就业、收入、健康、文化、环境等事关人类切身的问题都变得更不确定与不安全。这是“反全球化”现象兴起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为一种思潮和一场运动，“反全球化”出现的背景及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间和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利益的冲突。发达国家虽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获益者，但全球化对它们同样存在不利影响。在缺乏国际有效监控和管理的情况下，人员、资本和商品在全球更加自由的流动，使世界范围内尤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趋失衡和不稳定；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发达国家间和其内部的贫富差距，出现所谓“第三世界化”。经济全球化最大得益者美国，是西方国内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反全球化”声势最大的地方。

　　其次，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矛盾。尽管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挑战，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经济自主能力强并拥有资金、技术经验、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相对合理等优势，以及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能够有效避免全球化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从属地位，一些国家甚至处于全球化的“边缘”，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经济自主能力差，而且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科技开发和创新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全球化的消极作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

　　再者，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全球化绝非是纯经济性质的，它也是通过经济扩张而推行西方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既是西方价值的全球化，也是西方利益的全球化。

　　总结近年来“反全球化”的特点及趋势可知，“反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广泛；“反全球化”势力背景庞杂，动机和目标各异，“反全球化”的主导地区具有不平衡性，东亚不如欧美，东欧不如西欧。美国与欧洲是全球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反全球化”的中心。“反全球化”的力量来源与产业的兴衰更迭有密切联系。一般而言，更多“反全球化”力量来自原来第一与第二世界中处于衰退产业的“旧经济”部门，而“反全球化”与冷战后全球范围上升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力量与情绪又普遍联系在了一起。

　　从发展趋势看，“反全球化”现象将长期存在，但各种力量将出现分化和重组，其前景是否乐观也并不明朗。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尽管全球化遇到了挫折和挑战，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治理”，无疑是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和平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是有助于改善全体民众的福祉水平的。那种认为必须摆脱全球化、走民族主义道路的观点，是行不通的，把已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与社会倒退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应积极推动并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由此，笔者以为，我们理性的战略和策略应当是：对内，尽力改善不适应时代潮流的体制机制，在考虑自身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尽可能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成本降至最低。对外，积极广泛寻求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尽可能降低全球化游戏规则中不平等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与各国一道，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重新为全球化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7-01/1846879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