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他最新的著作是《改写美国经济的规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文指出，15年前我写过一本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的小书，描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改革愈来愈强烈的抵抗情绪。这个情况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既然面向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宣传，都说全球化能提高整体福利，为何有这么多人对此仇视呢？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如今数千万发达国家的民众，也加入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反对者队伍中。民意调查，当中包括Stanley Greenberg及其在罗斯福研究所同僚的详细研究，显示贸易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主要不满情绪来源之一；类似观点在欧洲也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工资60年前水平

　　为何政治领袖及许多经济学家，声称会让所有人过得更好的事物，会遭到如此唾骂？

　　偶尔能从鼓吹这些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人们其实已过得更好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因此控制他们不满情绪是精神科医生的难题，而非经济学家的事。

　　不过，收入资料表明该接受治疗的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发达国家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都未获改善；美国位于金字塔下层的那90%民众收入，已经停滞了1/3个世纪之久。全职男性工人的真实（去除通胀因素）平均收入，相对于42年前其实更低，实际工资基本维持在60年前的水平。许多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痛苦和迷失，甚至在衞生统计上显示了出来。经济学家Anne Case，与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ngus Deaton的研究就显示，各阶层的美国白人预期寿命都下降。对此，欧洲的情况要好一点。

　　Branko Milanovic的新书《全球不平等：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手段》，为此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以收入为标准，研究了从1988至2008年的赢家和输家。大赢家中既有全球最顶尖的那1%富豪，也包括在新经济体的中产阶级；而大输家──那些得到很少甚至一无所获的人，包括发达国家的贫民和中产工薪阶级。全球化并不是造成此状况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原因之一。

　　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下──这也是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自由贸易会将世界各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拉平，货物贸易实际上替代了劳动者流动，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由大量非技术工人来生产)，就减少了欧美地区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

　　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如果没有运输成本，如果欧美没有类似科学技术这样的其他竞争优势，最终就等同如中国工人持续向欧美迁移，直到完全抹平两地工资差距。如无意外，新自由主义者向来都绝口不提自由化这一后果，因为他们声称(或者说是撒谎)所有人都会得益。

　　由于全球化无法帮助主流政客兑现承诺，故必定令公众对「体制」的信任和信心动摇，而政府一方面慷慨救助那些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另方面却坐视普通市民自生自灭，使得人们更加坚信这次崩盘，不仅是经济误判的问题。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甚至反对援助那些直接遭受全球化伤害的人。宏观上，新自由主义者也反对推行保护输家的福利措施，显然他们是担心这会导致反向激励效应。

　　游戏规则已被改写

　　然而，全球化要让一个社会大多数成员受益，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就必不可少。斯堪得纳维亚人早就想通了这一点：它是维持一个开放社会──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开放的社会契约一部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者没做到这一点，如今在美国和欧洲选举中就遭到了报应。

　　当然全球化只是当前形势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技术创新，所有这些开放性和破坏性本应使我们更加富有，而先进国家的政策本可确保这些好处被广泛分享，但结果是用一些增加不平等且破坏整体经济表现的政策，来重新塑造市场；实际上增长放缓，因游戏规则已被改写，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去让有财有势的银行和大型企业得益。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削弱，至少在美国，那些保护竞争的法案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现行法律被不恰当地执行；金融化继续快速推进，公司治理不断恶化。

　　问题是如何管控过程

　　现在，正如我最近出版的《改写美国经济的规则》一书中指出，我们需要再次修改整个游戏规则，其中必须包括驯服全球化相关手段。总统奥巴马一直在推动两个新的大型协议──美国和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以及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伙伴关系协定，都是在往错误的方向移动。

　　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所传达的主要讯息，是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如何管控这一进程。不幸的是，管控手段并没未改变。在我写完那本小书的15年后，新的不满情绪终于将这一讯息回传到了发达经济体自己身上。（文章来源：hkej）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8-09/1854083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