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的：
一、提出“一带一路”的“实力逻辑”的结构性定义和本质。
二、点出现时波、中关系于经贸和地缘政治的结构性格局和挑战。
三、勾勒波兰战略原形。
四、提出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实力逻辑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realism）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多受到“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 的影响，多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去制定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的各种外交政策，后果便会把互动国家看为“他者”，把双边关系看成服务自己的纯粹工具。于是一个国家的实力逻辑便取决于谋划者如何于复杂的多边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把其他国家工具化，为自己国家谋求最大利益和权力。“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便成为现实主义实力逻辑的底蕴实践逻辑。
笔者认为，如果中国想跟其他国家发展可持续性关系，我们或有需要去重新定义“实力逻辑”（logics of the Powers），才不会只视对方为自身发展的工具，才可有效落实促成真正互惠互利和甘苦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于是，“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所建构的跨国能源、经贸和交通网络便有望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元素注入多边外交政策中，把“一带一路”成为欧亚各国文化和身份自然地形的一部分，中国和欧亚各国“您中有我，我中有您”打成一片，经济互相依赖。而“命运”（destiny）便成为了这新种跨国实力逻辑的文化切入点。
经贸结构格局
根据法国新马克思后结构主义学者布迪尔（Pierre Bourdieu）的“栖范”（habitus）理论，在现世上，每个人、组群、机构、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能动性的力量都会受制于一系列预先存在、但会自行变异的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的总和便是深层次“实力逻辑”，即是互动主体们被安排的共同栖息安居的主观和客观结构典范──“栖范”。如果谋划者忽视这些结构性特征，纵使两国政府如何用心良苦，效果只会事倍功半，甚至一败涂地。以下我会综合波、中学者们所认知的结构性格局，以便两国政策制定者参考，去丰富两国的实力逻辑。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波兰属“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conomics and Trade Forum）的主要成员，简称“CEE 16+1”区域组织。
虽然近10年中国与中东欧主要4国（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贸易量以倍数增长，但持续拉阔的双边贸易逆差一直困扰着中东欧各国。例如，纵使中国均为中东欧4国的头5位入口国，她们出口中国的容量却以10倍计落后。
根据2012年波兰政府数字，波兰从中国进口总额已达17620453美元，但波兰出口中国总额则只有1747335美元。这严重贸易逆差亦已广泛被波、中两国学者认同和讨论，共识此为两国关系的主要挑战所在。然而，两国学者也同时共识到基于中国为“世界工厂”和两个经济体系体积的巨大差距，这贸易逆差结构性问题并不能于中短期内解决。况且，2013至2014年于乌克兰发生的地缘政治危机所引发的效应，更把这贸易逆差拉阔恶化，两国实须共谋良策，以解短期之困。
地缘结构格局
自90年代初苏俄解体以还，波、中关系的正式暖化始于1997年11月，两国发出联合公报，指出“双方将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则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自此，波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则表示充分理解尊重波兰谋求与北约合作和欧洲一体化的愿景。此为波、中关系暖化的第一里程碑。
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波兰2004年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双方对于加强合作关系的意欲增强。2004年中，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波兰，两国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北京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除了表达会尊重对方因应国情而选择的发展道路之外，更尊重并支持双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同时，两国第一次公开提出大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和人权等问题的差异，并表示诚意进行建设性对话和交流。此为波、中关系进一步暖化的第二阶段。
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爆了欧债危机，波、 中两国经济都能维持稳定增长。面对国际环境的新变化，2011年12月北京正式提升与华沙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2年3月在波兰举行首次对话，就双边关系、中欧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流看法和立场，认同要以尊重和平等原则超越差异，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此为波、中关系暖化的第三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欧盟和北约向东拓张力度的加大，已渐影响到乌克兰及南高索国家的民主推动政策和能源政策，波、中关系便无可避免地涉及美国、德国和俄罗斯这3股主要地缘政治势力。由于波兰在历史上曾被邻国如普鲁士帝国、纳粹德国和俄罗斯入侵瓜分时灭国，加上二战后又被苏俄统治，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家Joanna Wawrzyniak便认为波兰民族身份的实质内容便以德、俄这两个强邻为“他者”，包含着深层警惕性，纵然德国为波兰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者，而俄罗斯亦是波兰主要能源供应国。这便造成“抗德”和“反俄”的波兰民族情意结构，也解释到为何波兰一直“亲美”。
面对着德、俄两个曾侵犯自身领土的强国，波兰便自然要借助美国和北约这些外部势力去一方面阻止俄国向西推进；另一方面去突显自身于德国主导的欧盟内的地缘独特性和对美国和北约的重要性。这种对冲式地缘政治手段或成为波兰“东方政策”的深层战略文化。
波兰“东西方政策”
中世纪时期，波兰曾崛起成为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一个多民族王朝帝国，疆土曾覆盖西面部分德国和奥地利，以及东面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和黑海。这“大波兰”历史身份至今仍存在波兰人的记忆结构内，并影响着近代一些波兰谋划者的国家发展政策主张。
有中方学者指出，有别于主张抗德的“西方政策”波兰谋划者，“东方政策”谋划者旨在回复当年中世纪帝国的辉煌，主张东向立陶宛和俄罗斯疆域积极渗透。进入21世纪，随着波兰正式加入欧盟和北约，波兰外交渐渐展现一种回复“大波兰”的“东方政策”雄心。
因此，波兰对西方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谋求与美、德等西方大国发展关系。一方面利用欧盟向东拓张的政治经济力度顺势向东部邻邦推进；另一方面，利用北约和美国向俄推进的军事力量顺势遏止俄向西推进。所以“东方政策”也就是把欧盟、美国和北约顺势而为地“波兰化”（Polandization），即以波兰自己充当他们的匕首刺向莫斯科和俄国“心脏地带”（heartland），积极渗透及影响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即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
这便可解释为何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波兰有支持乌克兰“橙色革命”，也间接促成了现时乌克兰东西分裂的局面。笔者认为，长远把西乌克兰纳入欧盟或可成为波、俄之间的冲突缓冲区，实合乎波兰国家安全利益。
于是，纵使波兰一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其对俄政策则不离“既防范又对话、既抑制又合作”的“东方政策”牵制腹稿。长远来说，“东方政策”谋划者实有战略安全需要，试图与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建立某种另类能源联盟，以便绕过俄罗斯从中亚国家进口能源，摆脱莫斯科的制约。
再者，2013至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实施一系列制裁和禁运报复措施去互相打击。根据波兰官方消息来源，波、中贸易逆差自此亦因为俄方禁止波方货物如肉类和农产品过境而出现恶化迹象。由于海运需时太长，空运又太昂贵，波方实有急切需要与中方商讨可如何于现时地缘结构格局中，去制定长远解决波、中经贸结构困局的方法，才可丰富波、中关系的实力逻辑。
笔者认为有一政策进路供各方参考。于中国国家主席出访之先，北京宜与华沙开始一系列非正式对话，针对贸易逆差作为切入点，交换以改善波兰罗兹市（Łódź）经济特区至中国成都市的铁路系统。一直以来，罗成铁路定要经过俄罗斯。虽然这路线是最为直接快捷，中、波两国实有必要“以迂为直”地开辟另类波中铁路线，顺着波兰“东方政策”而为，把波兰连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亚美尼亚──伊朗──土库曼──乌兹别克──哈撒克斯坦──到中国。
政策建议
虽然路程可能需走长一点，但是由于这条丝路亦能贯穿多个中亚和中东主要产油国，不但能解决波、中两国的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更能避开欧盟/北约跟俄罗斯之间的各种经贸制裁和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长远解决波、中贸易逆差开拓可能出路。
但要注要的是，此事或有潜在削弱中、俄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实需小心行事。其实，除了亚投行、金砖发展银行和丝路基金这些融资集资平台可用之外， 中国国家发展及改革委员会已与“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商议设立一国际金融机构。
笔者认为，为了解除俄罗斯的疑虑，北京可以欧亚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安全理由出力邀请俄方加入波、中新丝路项目，积极游说俄方投入项目实合乎俄国在东亚、中亚、中东和中东欧的长远利益。
这是因为俄方亦有长远需要解决与欧盟和北约长期对峙冲突之下，所产生的各种负面后果，实有需要寻找另一欧亚发展空间和通道去疏导各种积存压力和维持影响力。把波兰于“一带一路”的发展空间拓张到另一个能与俄方合作的空间之上，或可增加波兰反向对冲美国和德国的筹码，顺势成人之美，助波兰实现其同时谋划已久的“西方政策”实力逻辑。（文章来源：hkej）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6-05-25/1840523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