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假如TPP成熟化并卓有成效，这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某种严峻的困境：它们并未参与到这种新模式的塑造过程中，新模式也未反映他们的愿望，而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陷入被动。
该落地的靴子总会落地，在它落地之后，新的博弈空间才会被打开。10月5日，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亚特兰大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结束了一段费时五年的艰苦旅程。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激起了多种多样的反应：有“狼来了”的惊呼，也有“不必慌”的淡定。
作为美国主导的重塑全球贸易规则、调整全球化发展方向的一项努力，TPP必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对中国带来深远影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作为刚刚浮出水面的一个新事物，TPP本身的样貌依然模糊，前景也还不明晰。
TPP自身呈现出多种复杂、晦涩的面相，而这种复杂性也意味着，中国拥有开放性的应对策略选择。
TPP的第一重复杂性在于，它既是一个可能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新机制，也是一个脆弱的襁褓中的婴儿。TPP的前身是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四国2005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框架内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原本默默无闻，但2009年美国强势介入并主导TPP谈判，将其作以美国为首而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TPP也因此而备受瞩目。这次达成的协定，是自“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1994年结束以来国际舞台上出现的规模最大的新贸易协定，真可谓“横空出世”。而且，TPP的雄心很大，不仅要在几乎所有贸易领域都大规模地削减关税，还要在知识产权、环保、劳工等非传统领域制定规则。
但是，TPP协议终极版的内容，以及在各国得到批准的前景，目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关于TPP谈判的过程与最终协议的细节，当前披露出来的情况还很少，抗议者也以此为由抨击TPP不透明、以大公司利益为导向。谈判的秘密性给TPP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让人目前难以客观评估其可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在部长级会议结束之后，TPP还需要得到各国领导人的签署和议会的批准，而这又将意味着不小的困难。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人特朗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都已表态反对TPP。抵制TPP的力量不仅有警惕就业机会流失海外的工会组织，也有希望保护本国产业的公司，而且明年这个关键年又恰好是美国的选举年。这些都意味着，TPP协议仍然有可能胎死腹中，或者其条款被大大弱化。
TPP的第二重复杂性在于，它直接关乎中国的利益，但又反映了更为复杂的国际博弈。毋庸讳言，美国主持和推进TPP谈判，从一开始就有针对中国的意图，这也是中国人关心TPP的原因。然而，对TPP的解读不应局限于中国语境，而应从全球秩序变化的宏观视角出发。TPP代表着美日等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重新解读，也意味着亚太各国关系与经贸格局的调整。中国只是博弈各方的一个考量因素，但并非决定这场游戏走向的唯一变量。
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自身实力下降，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力增强。美国既要制衡中国，又需要更多分享崛起中的亚太地区的经济红利，为本国经济注入新动力。亚太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成为本地区的执牛耳者相当于抢占先机，确保实现奥巴马所确立的在未来一百年里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目标。日本既想通过更深入地与美国绑定来巩固自身在亚太的话语权，也想通过本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来换取更大的出口市场，赢得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这也是“安倍经济学”的一步棋。东盟国家希望继续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关系，同时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有的国家也希望以接受高标准来倒逼国内改革。各方利益的不同，赋予了TPP多种演变可能。
TPP的第三重复杂性在于，对于TPP的主导国美国来说，如何平衡TPP的政治面与经济面也是一个难题。TPP是一项政治化的多边经贸安排，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基石，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之一。无论美国媒体还是政治家对此都不讳言，如奥巴马所说的“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规则”。但同时TPP的意图之一也在于更充分地挖掘亚太市场，实现奥巴马政府的出口振兴战略，为美国国内经济服务。所以美国的TPP战略其实是“两条腿走路”，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问题在于，如果一条腿迈得过大，可能对另一方面的战略产生抵消作用。比如，美国出于对中国施压考虑，而力推其他国家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放，可能加剧别国国内抵制TPP的力量。又比如说，美国为了实现制衡中国的目标而将很多国家拉入了TPP，这些国家在发展程度、国内体制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有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数过大会拉低各方可以达成的共识，如越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统一的国企规则就很成问题。而如果TPP为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而对欠发达国家的开放做出宽松的豁免安排，这可能影响TPP内部的团结性和凝聚力，以及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TPP的第四重复杂性在于，TPP既有与WTO及其他亚太多边经贸机制相抵牾、相冲突的一面，也有相互协调和促进的一面。TPP可能会制约亚太地区已经存在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效果，甚至产生替代效应。同时，美国把主要力量用于TPP谈判，会使WTO框架下的谈判更加失去动力。但TPP也可能在一些方面打破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所导致的僵局，开放新的经贸自由化空间，比如在各国僵持不下的农产品贸易方面，TPP可以在特定国家内部实现突破。
不过总体而言，TPP并不能取代WTO。目前WTO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好处已经很大，TPP能产生的附加效果似乎比较微小。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TPP带给美国的实际收入增量将不到国民收入的0.4%。
TPP的第五重复杂性在于，它是一种以自由贸易协定面貌出现的新式多边经贸安排，可能直接介入各国的监管和治理政策，从而触及各国的经济主权。TPP内部所存在的这种张力可能制约它发挥效果的潜力。的确，“高规格、高标准”一直是TPP的卖点，然而对于小国、弱国来说，这也可能意味着“高成本”，因而可能暗藏着“开放陷阱”。
比如，TPP规则可能会规定发生纠纷时，当事企业可以直接对相关国政府提出起诉，而这会让很多国家难以接受。TPP的目标是要实现一种超越FTA的新机制，然而在民族国家的大格局下，在亚太各国经济政治联系依然松散的现实、不存在共同身份认同的现实中，究竟能实现多大程度的超越仍令人怀疑。
正由于TPP自身的多面性、复杂性，它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不利影响显然存在：从实际经济利益的角度而言，TPP可能会恶化中国贸易条件，使中国失去一部分出口市场，进而加剧中国资本和产业外流压力，恶化中国经济困境；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而言，TPP可能使中国失去对亚太经贸一体化的主导权，失去在升级版全球贸易机制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但中国目前有着充足的因应手段。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亚太经贸机制建设。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在建自贸区19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与TPP谈判参与国之间存在交叉。这些自由贸易机制短期内不会被TPP所取代，而是将与TPP平行发挥作用。
亚太地区的多边经贸自由化安排目前呈现错综交织的“意大利面碗”（“意大利面碗”现象一词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巴格沃蒂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统称特惠贸易协议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编者注）态势，TPP的横空出世暂时还不会打破这个碗，只是会令其更加复杂。多边与区域经贸合作目前呈现“自由恋爱”状态，各国可以根据本国所需，与经贸伙伴建立多层级、多功能的关系。多边贸易安排通常并不具有封闭性，不能等同于政治或军事上的结盟，以经济民族主义和零和思维看待这些安排不仅错误，而且危险。
TPP对中国构成的挑战主要在于长期，即美国可能借TPP在亚太地区形成由其主导的规则体系，建立话语霸权，使中国陷于被动。同时，美国可能将TPP打造成其与别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而且假如TPP成熟化并卓有成效，其他发达国家也可能仿效，从而形成一种21世纪的FTA新模式。而这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某种严峻的困境：它们并未参与到这种新模式的塑造过程中，新模式也未反映他们的愿望，而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陷入被动。
中国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新情况，中国从已有的WTO等传统贸易自由化机制中获取的红利就有可能逐渐缩减，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可能被取代。虽然这只是一种远期可能性，但中国有必要及时未雨绸缪。中国目前仍主要是西方主导的WTO等全球化规则的接收者和受惠者，但中国需要提高影响和塑造规则的能力。
长期而言，美国的战略是要制定一套成熟市场化、法治化国家内部的新型游戏规则，虽然这个尝试能否成功还很不好说。短期内，中国无论是以FTA的多点开花，通过“连横”来打破TPP的“合纵”，还是索性“见招拆招”主动提出加入TPP，从内部去影响TPP机制的形成过程，都不失为可考虑的选择。但长期而言，中国只有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改革，以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建立真正政企分开的国企制度，让国企同民企在相同的水平线上竞争，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权利、环保等方面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才可以不变而应万变。“以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是长期以来中国改革的策略之一，TPP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实施这一策略的新机会。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5/1013/280351.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