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本轮抗议活动代表了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膨胀的中产阶级的崭新“觉醒”，他们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利。
当球衣胸口自豪地印有五颗星的巴西足球队在7月10日的世界杯半决赛中历史性地惨败给德国队以后，许多观察人士都开始担心巴西国内会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这可能是因为巴西人对足球失去理性的狂热，但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前景的强烈不满。
很难想象，在一个如此热爱足球的国度，直到6月12日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前几小时，揭幕战主办城市圣保罗的警察们仍然在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世界杯的示威者。身临球场的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自始至终几乎是低着头看完巴西队对克罗地亚队的首场比赛，每当她的面孔和身影出现在电视转播大屏幕上时（一共有4次），场内都会响起如潮的嘘声，一些观众还高唱起谩骂她的歌声，以至于受邀前来观看开幕式的许多拉美国家领导人交头接耳地打听球迷们究竟在骂些什么。这些母语是西班牙语的嘉宾们多少都能听懂一些葡萄牙语单词，这让巴西官员们分外难堪。为此，罗塞夫在第二天特地发表声明，称自己绝不会在言语暴力面前退缩。她回击那些辱骂自己的人不配做巴西人，“巴西人是一个文明的、慷慨的、教养良好的民族。”
唯一让罗塞夫和巴西政府庆幸的是，世界杯开幕式的前一天晚上，圣保罗地铁工人总算否决了原定于开幕日再度罢工的决议，避免了让开幕式乱成一锅粥。随着巴西队在揭幕战中有惊无险地以3:1击败对手，狂喜的巴西民众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将最近一年来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这只是暂时的。
愤怒的足球
巴西人的怒火已燃烧了一年多，这场大规模的持续抗议一开始并非针对他们热爱的足球，也没有针对罗塞夫总统本人。但世界杯筹备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乱象放大了抗议面，升级了抗议的能量，进而使得这项全世界最受喜爱的赛事变成一个烫手山芋。
始于2013年6月6日的抗议活动，最初是圣保罗的学生发起的，抗议的对象是该市公共汽车票价小幅上调0.2雷亚尔（Real，巴西货币名称，目前1雷亚尔差不多相于0.5美元），大多数圣保罗人都认为不该涨价。但一周后，圣保罗州政府缺乏训练的军警野蛮粗鲁的“执法”让这场本来规模不大且大致上还算和平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骚乱。两周以后，骚乱席卷全国，超过100万巴西人走上城市街头，其诉求也变得日益广泛和多元：抗议者要求政府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些都直指巴西民众近年来强烈不满的领域。
这场抗议并不像军政府时代的反抗运动那样带有针对特定目标的仇恨色彩，它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不耐烦情绪：乐观悠闲的巴西人已经受够了上述种种烦恼，尤其是通货膨胀——它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卷土重来，有可能使不久前刚刚脱贫的千百万个巴西家庭重新坠入贫困。
起初，罗塞夫总统——她和她的前任及导师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都是靠领导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活动起家的左翼政治家——试图表现得与抗议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她临时取消了出访日本的预定计划，发表公开演说表达对抗议行动的共鸣，甚至号召执政的劳工党党员一同上街声援示威者。罗塞夫称，自己正是那个能够促成变革的人。她的政府会倾听民众的呼声，通过系列改革来纠正抗议者抨击的那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为了平息抗议者的不满，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补贴燃油价格，降低电力、汽车和家电税率等等。罗塞夫还提议，举行推动政治改革的修宪公投。但这些举措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抗议者很快就将矛头指向她。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左翼政府执政已经执政10年，现在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但他们对此深感无望。
很自然地，抗议者渐渐将越来越大的气撒在即将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上——几年前巴西曾因获得它的主办权而举国欢腾。
政府和支持者声称，世界杯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也是向世界展示巴西形象的最好渠道。他们还认为，因承办世界杯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投资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巴西从基础设施到教育卫生等软硬件各方面公共服务的水准。
然而，抗议者们指出，巴西政府已经在世界杯上花费了137亿美元，整体投资也已经超过了165亿美元，占年度财政收入的9%，仅比年度教育预算的190 亿少一点点。这是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届世界杯，投资额是上一届南非世界杯的3倍，在绝大部分项目都大大超出预算的情况下，它们中的许多都没有如期完成。
最令巴西普通老百姓气愤的是，当初申办时政府曾承诺，修建或翻新体育场馆“不会动用一分钱的公共资金”。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的场馆投资都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总成本中也有超过85%来自公共资金。当然，这其中的腐败现象无处不在。
巴西政府原先预计，世界杯会吸引60万外国游客，旅游收入有望达到30亿美元，可为巴西经济成长贡献0.5个百分点，并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但越来越多悲观的分析认为，相对这项大型赛事的巨额成本和它留下的有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消化的后遗症相比，这些短期利益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调查机构Datafolha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到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2个月的今年4月初，支持主办这项赛事的巴西人比例第一次跌到半数以下，仅为48%，而反对者的比例则上升为41%。调查还表明，55%的受访者认为主办世界杯弊大于利，只有36%的受访者认为利大于弊。
事实上，早在2011年马拉卡纳体育场改建时，2300名建筑工人便吹响了罢工抗议的号角。此后，巴西国内对世界杯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罢工不下百次。2013年联合会杯赛期间，数十万巴西人走上街头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幅标语上醒目地写道：“第一世界的足球场，第三世界的学校和医院！”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抗议，罗塞夫的支持率一度跌落至30%以下。
在许多政治观察家看来，本轮抗议活动代表了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膨胀的中产阶级的崭新“觉醒”。毕竟，过去10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巴西人摆脱贫困，跻身中产之列。现在，他们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利。
“上帝是巴西人”
在自豪地谈论自己的祖国时，巴西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上帝是巴西人”。一旦你了解到了上天赐予巴西的那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后，你会觉得这的确并非巴西人自我吹嘘的大话。
作为南美洲和南半球的第一大国，巴西拥有近2亿人口，850多万平方公里，比美国本土还要大。辽阔的国土面积和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得巴西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目前，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大豆、蔗糖和烟草出口国，也是玉米、咖啡、可可、木材、水果以及铁矿石等的主要出口国。
除了这些自然条件之外，上帝还赋予了巴西乐观热情、种族多元的人民。与世界上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不同，巴西国内没有什么民族或宗教矛盾。在对外关系方面，巴西与自己的10个拉美邻国之间已有将近150年未发生过武力冲突，几乎不存在任何历史积怨和领土纠纷。巴西参加的上一次战争还要追溯到1942年，那时纳粹德国的潜艇曾出现在巴西沿海。
今天的巴西放弃了核武器，并通过南方共同市场与南美国家联盟这两个组织参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作为构成“金砖国家”（BRICS）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在西方世界眼里，巴西不像中国那么令人生畏，不像俄罗斯那么令人讨厌，也不像印度那么令人失望……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巴西的无穷潜力。70多年前犹太裔奥地利大文豪茨威格（Stefan Zweig）流亡巴西时，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书，书名就叫《巴西：未来之国》。茨威格像赞美自己的恋人一样赞美这个国家。的确，彼时的欧洲文明正沉沦于二战的烽烟中，而巴西身处的拉美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然而，过去几十年，充满潜力的巴西却一直是一个怎么也长不大的“永远的未来之国”，似乎永远也无法将自己巨大潜力转化为真正的成功。就连许多巴西人自己也对那句据说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说的话深信不疑：巴西不是一个靠谱的国家。
20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他广受赞誉的随笔《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曾写道：
是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有时超过一千人，我才完全理解到热带美洲（在某种程度是整个美洲大陆）由于完全无人居住或相当程度的人口稀少所享受到的历史特权。自由（freedom）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确恰当的文明才能创造才能保有的东西。自由是个人及其所占有的空间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结果，一种消费者与他所能应用的资源的客观关系的结果……
青壮年时代曾在巴西和美洲研究教学多年的列维-施特劳斯深谙这片迷人大陆的特性，不过他似乎没有看到丰厚的资源带给它的“诅咒”。
巴西于1822年脱离葡萄牙帝国实现独立，19世纪末推翻帝制以后，它像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照搬美国模式成立了联邦制共和国。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巴西也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深陷于军事独裁与民粹主义的“百年孤独”无解循环中难以自拔，是“拉美病”的长期和典型患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巴西曾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并在50年代进一步深化。这是一种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经济模式。它曾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成就了炫目的“经济奇迹”：1956年到1960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8％，当时的官方宣传口号是“5年等于50年”，前景仿佛一片光明；1968年到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9％，不仅是拉美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还一跃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然而，恶性通胀的魔鬼很快被释放出来。因为这种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债垒起来的。一旦外汇不足，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生产原料，导致国内供应不足，物价上升，引发全面通胀。而通胀又阻碍了出口，刺激了利润汇出，打击了外来投资，由此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巴西的通胀率经常徘徊在20%以上，有些年份更是高达50％多，构成了巴西人记忆中深切和长久的痛楚。另一方面，独裁政治下罔顾社会公平的“经济奇迹”将广大普通民众排斥在经济增长之外。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许多老百姓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满足，以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自然也就无从说起，“经济奇迹”戛然而止：从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时间里，巴西的人均GDP竟有5年出现负增长，20世纪80年代也因此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
这期间，巴西政治也陷入了频繁的政权更迭，乃至军事政变。这种无望的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转机。
1990年3月担任巴西总统、后因涉嫌贪腐被迫辞职的科洛尔是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积极推动者，他启动了巴西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拉美国家来说，这也意味着实行半个多世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恶性通胀像滚雪球一样急速膨胀。1990开始连续三年以每月80％的速度飙升，1993年达到了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80年代末起，政府在五年之间引入三种新币，全部失败。1992年当选的总统佛朗哥（Itamar Franco）在半年内更换三个财政部长，均无起色。1993年5月，时任外交部长的费尔南多·卡多佐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这13年里的第13位。在这个陷入恶性通胀、巨额债务泥潭中的国家，这个职位看起来前景黯淡……
1994年7月1日，卡多佐推出他的“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凭借着它，卡多佐很快便驯服了困扰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恶性通胀，他本人也因此当上了总统，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自由化的新巴西奠定了基础。他的继任者、左翼政党和工会领袖卢拉则延续了他的经济政策，巩固了这一成就。
“雷亚尔计划”的政策“秘方”其实很简单：维护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专注于对付通胀；保持公共账目透明，制定严格的财政目标以降低公共债务；鼓励外贸和私人投资……看得出来，它的基本原则与“华盛顿共识”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避免了当时拉美、东欧屡见不鲜的“休克疗法”。
新世纪“黄金十年”
卢拉于2002年当选总统时，曾引起巴西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的强烈恐慌和普遍反对。但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卢拉的重大贡献在于两点——
首先，这位曾经的劳工领袖和极左派上台执政后，令人意想不到地告别了传统上拉美左派——当下最典型的是乌戈·查韦斯及其后任领导下的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政治和国有化计划经济路线，进一步推进了卡多佐开启的有计划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经济进程。自那以后，巴西国内渐渐形成了避免重蹈以往覆辙的政治共识。以往，每一次选举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的一次危险爆发。而眼下，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候选人都不再敢于全面颠覆当前的经济政策。这一共识反映了卡多佐及其“雷亚尔计划”的巨大成功，从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巴西不再是最根本的问题，反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卡多佐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自己的继任者：“只有卢拉才能向世界展示，拉美的左派也能执掌稳定的现代经济。”
其次，卢拉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外还辅以促进公平公正的一系列庞大的社会计划，从而实现了巴西经济增长与民生的共进，使得民主政治与经济增长在巴西第一次成为可以双赢的好东西。
新世纪的头十年对巴西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十年”。虽然在2001年受拉美金融危机牵连的巴西曾被迫向IMF短暂求援，但自那以后，巴西经济便否极泰来，进入高歌猛进的快车道。
在“雷亚尔计划”所奠定的贸易自由化基础上，受中国入世所造就的“世界工厂”的巨大胃口带动，巴西的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价格和总量一路攀升，为它带来了丰厚的外汇收入。到2012年底，巴西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不仅超过了它的外债规模，还摇身一变成为IMF的前十大出资国之一，参与救助欧元区国家。这在长期负债累累并且频繁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大陆，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卢拉预言，这场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风暴抵达巴西后只会掀起一些小波澜。后来两年的事实印证了这是他的先见之明，而非不负责任的空头保票。因为当时巴西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攀至创纪录高度，失业率降到史上最低，实际工资收入不断提高……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巴西。
在经历2009年的短暂停顿后，巴西经济很快走出的一波迥异于全球的“独立行情”。
2010年，刚刚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苏醒过来的巴西实现令人吃惊的7.5%的经济增幅，创造了1986年以来的最快纪录，同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高增长率。这一年，巴西的GDP第一次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这样的经济增长使得出身贫民窟的卢拉总统拥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投资，以改善巴西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同时构建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体系。据估算，从2002到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卢拉曾得意地说，身为惟一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总统，他为最多的巴西人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
这些得力的政策举措迅速缩小巴西的贫富差距，这个曾经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在21世纪的头10多年里逐年下降。2002年卢拉上台时，这个数字为0.553，到2011年他的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这一系列重大减贫成就使得巴西在短短10年里帮助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他们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与前进方向。
2010年，有超过1亿巴西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超过全国人口的50%。但仅仅8年前，这个比例只有还仅有38%。而中产阶级群体的迅速扩大反过来又极大地提升了巴西的国内购买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在卢拉执政的最后几年，好运气接二连三地光顾巴西，仿佛挡都挡不住。
2007年10月30日，国际足联(FIFA)将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主办权授予这个世界上最热爱足球的国家。但这个好消息仅仅让巴西人欢庆了10天，就被另一个更大的喜讯所取代：巴西政府宣布在临近里约热内卢的南大西洋海底发现了已探明储量高达500亿桶的大片油田，这一发现有望让巴西跻身全球五大产油国之列。卢拉对国民发表演讲时说，“这一发现证明……上帝是巴西人。”
然而，上帝大概觉得自己对巴西的垂青还不够慷慨。两年以后，国际奥委会又将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机会给予了巴西。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新闻发布会上，卢拉总统擦着眼泪说道：“我们的时刻到来了！它已经到来了！”
2013年3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被选举为梵蒂冈教皇（Franciscus，方济各一世）。这是有史以来首位欧洲以外的教皇，对笃信天主教的拉美大陆来说是历史性的荣耀。作为阿根廷的邻国，巴西人亦为之欢呼雀跃。卢拉的后任罗塞夫总统当月在梵蒂冈会见新教皇后，对阿根廷记者说，“我想你们阿根廷人很幸运，出了一位伟大的教皇。阿根廷人值得祝贺——不过回到家，我们总说，‘尽管教皇是阿根廷人，但上帝可是巴西人’！”
根据IMF以及高盛(Goldman Sachs)等的预测，如果按此轨迹发展下去，巴西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它将在2015年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到2050年时，巴西有可能把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成为位列中、美、印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曾说：“如果我坐在房间里要为新兴国家未来下注，我会首选巴西。”
今天，这个曾经备受欧美发达国家嘲讽的“香蕉共和国”终于向世界释放出自信的信息：我们已经长大了。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详见：http://www.eeo.com.cn/2014/0723/26385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