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杰，男，汉族，1955年7月生，四川省德阳市人，197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1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
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有10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放缓；二是通货膨胀形势不稳定；三是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等总需求要素提升动力减弱；四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五是生产过剩，特别是结构性过剩问题突出；六是高房价与低股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走势背离；七是资本动态无效率趋势形成；八是居民消费比例低，且趋势性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与社会流动性降低同向变动；九是国民经济总负债水平大幅攀升，国家财政高增长势头减弱；十是货币供给持续快速增长，货币政策目标难以确定。
我们可以认为，这10个问题均与短期有关，但短期政策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只有三个半，一是经济增长放缓；二是通货膨胀形式不稳定；三是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与等总需求要素提升动力减弱，以及上述第九个问题的前半句：国民经济总负债水平大幅攀升。
显然，国民经济负债引起广泛关注，并不在于总量，而在于增速过快。遏制负债增速最有效的办法是控制信贷与政府支出规模。这一定会引起投资与政府支出增速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带动消费增长的效应，投资增长减弱，消费也会乏力。加之，过去5年来居民消费实质增长持续略高于经济增长，短期调整也是必要的；考虑到外部需求仍较弱，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增长乏力短期不可避免。
有关经济增长减速但通货膨胀形势不稳定的成因，需要考虑三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因素，食品类价格在我国CPI计算中权重过高。粮肉蛋奶价格波动更多服从于自身适应性价格预期的影响，与宏观形势常常出现背离；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劳动力成本提高会推高CPI。但占经济比重大的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更快时，物价并不一定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本可以因进口商品价格降低，有利于本国物价降低，但由于本币升值会引起本国可贸易商品价格上升，也会引起本国不可贸易商品服务与资产价格上升，结果是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同时发生。
上述简要分析若是可以成立，可以认为我国短期宏观经济处在一个还算得上是正常的调整过程中，短期宏观经济的政策清单极为有限。
超级繁荣期结束后中期调整的成因及趋势
所谓超级繁荣期的第一个特征是，新增经济总量巨大。10年新增经济总量占改革开放以来全部新增经济总量的74％；第二个特征是过去10年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GDP曲线都比较平滑。尽管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巨大外部冲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相对于前20年还是更加平稳，最通俗地说就是，坐过山车很刺激，但绝对不如平稳运行来得舒服；第三个特征是在经济总量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保持了较低的水平。直观地说，是相对于前三个周期，名义GDP与实际GDP曲线距离逐步扩大，过去10年，两条曲线距离是大致稳定的。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超级繁荣期成因与机制是什么？一个最为简捷的概括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延续了并极大地放大了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红利，市场化水平提高与巿场空间骤然放大双重因素的叠加，使得我国经济在工业制成品领域大规模生产的比较优势得到空前发挥。与此同时，三个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宽松但有节制的货币政策；稳健偏保守的汇率政策，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是持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直接支持并推动了超级繁荣的形成，保证了面对外部冲击时的宏观经济稳定。1994年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扭转了改革初期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快速下降的局面，规范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奠定了以税收为主的现代财政体系，对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1995～2012年18年里，国家财政收入从6200亿起步达到了11.7万亿，净增了11万多亿，大约是每六年增长两倍。作为现代财政体制建设的1.0版，九四财政体制当然需要进一步升级完善。核心是，相对于18年前，我国企业与自然人的实际税收负担在持续动态上升，已经客观地从国际比较中偏低水平转向了偏高水平。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上升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同时发生。在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时，催生了以土地生财，扩大地方实际财力的冲动，也客观上造成了地方负债额与占比不断提高的结果。
其次是宽松但有节制的货币政策与超级繁荣期的关系。从货币供给角度观察，过去10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相对宽松的，但宽松状态又是平稳的，只是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出现了短期的过度宽松。
三是资产价格问题。资产套利应当表现为分类资产价格上升，不会出现全面的整体性的资产价格上升。过去10年事实也似乎就是如此，除了房地产价格，金融资产并未出现普遍持续的价格上升。过去10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从5%迅速上升为12%以上，在强硬的行政限价政策实施后仍在上升。考虑到地方负债总水平与九四年财政体制实施以来，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总额关系密切，地方受事权大于财权所累，追求土地收益，保持负债不崩盘已经是一种常态。
稳健偏保守的汇率政策，固然在防止外部冲击引起汇率超调型的货币体系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弊端也是明显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人民币稳定升值的预期，当然是不可避免地刺激了难以有效监管的国际资本套利行为，这对于国内资产价格波动上升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全球经济史上，经济繁荣期都会或大或小地产生多层次多领域的负面效果。我国的超级繁荣期也不会例外。表现为，决策层对经济适度收缩过于敏感，缺乏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深刻认识，引致40000亿计划一再扩大，不适当地拉长了繁荣期的长度，错过了利用外部经济危机及时完成资源错配调整与处置过剩产能的良好机会。
从整体看，解决中期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完善九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推出新的以减税与权责一致为特征的2.0版财政体制。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是资本收益动态无效率趋势，以及居民消费比例低，收入分配不公平与社会流动性降低同向变动等问题。
长期经济发展阶段转换面临着什么问题？
宏观经济学短中长期分析的视角完全不同。短期分析的要点是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痛苦；中期分析是政府干预会遇到市场机制虽然缓慢、滞后但自动调整，因此政府干预会失效失灵会产生系统性的逻辑不一致错误；长期分析则是研究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政府的参与，宏观经济自我均衡的实现过程。现代的宏观经济学以中长期市场有效分析为主体，传统凯恩斯短期市场失效问题已降到了可忽略不计的地步。鲁宾逊问题是有关长期分析的经典例子，换一个中国化的名字就是王小二问题。
作为理性行为人，王小二有两个香蕉，今天都吃了或是今明两天各吃一个本无区别。可是，若明天来台风，不能上树摘香蕉了，今天把两个都吃了，明天就要饿肚子。这是延迟消费与即期消费效用相等问题。N个王小二选择多摘香蕉的行为结果，就是本期产出增加，多睡觉就是本期产出减少，或者说是宏观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产生于王小二们在当期多生产还是多消费的选择。N个王小二的活动加起来就是社会生产结构与交换行为。可见，长期增长问题的实质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行为人跨期最优决策与宏观经济均衡的问题。
顺着王小二的思路，第一步可以这样展开30年前中国高速增长的长期动态分析。王小二先是发现养鱼的收入很高，省吃俭用地养更多的鱼。王小二忙不过来了，就办养鱼场雇工来养鱼。前者是王小二高储蓄低消费，后者是王小二养鱼场的投资的收益比较高。30年前我国高经济增长开始时，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更为稀缺，资本短缺时，投资的收益高，带动了更高的投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满足了高速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低工资与经济高增长循环，强化了高资本收益与低工资之间循环反馈。双重循环交叉推动，支持了我国经济持续30年在高投资低消费的轨道运行。投资收益越高，消费率比重越低。
在全球高资本收益与低工资之间循环反馈造成社会收入分配持续倾向于资本的过程中，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有了更快上升。考虑到少数巨型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收益因素后，社会收入分配倾向于资本的偏向就更加突出，低消费和收益分配不公平在一定时期有了密切的内在的制度性联系。
第二步，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可以持续？不能持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可由王小二来回答。王小二养的鱼太多，养鱼池不够大了，养鱼的效率就会降低。王小二养的鱼太多卖不出去，投资就难以回收。在现实中，温州是王小二经济的放大版。
当温州生产的几万种小商品都达到了世界级规模后，市场需求的增量越来越小，依靠提高生产规模获得的收益越来越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就开始下降。当温州企业能够招到的低价劳动力不再是蜂拥而至，而是待价而沽时，温州的比较优势就开始丧失。温州突发的经济转型困境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困惑，全中国低价劳动力短缺是人口红利将要消失的标志。在此还需要考虑汇率变化对于资本收益的影响。美欧国家劳动与资本分配份额长期稳定在约六四开，中美与中欧货币汇率可简化为生产同类产品的工资加成比较。$1=6RMB可以粗略地说成，美国人均小时工资是中国6倍。美国生产效率低于中国6倍的产业，在中国生产就是优势；反过来，就是中国的劣势。过去30年，当中美汇率从1：2上升到1：8时，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当中美汇率回落到1：6时，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比较优势会流失。
缺乏持续的技术创新，简单依赖比较优势与规模化生产，一定会走入一个资本边际收益加快递减的瓶颈，当需要以更多的投资来生产出同样的产品时，就进入了资本动态无效率的状态。
第三步，资本动态无效与生产过剩有着密切关系。王小二虽然是典型的无货币经济，却可以因为预期错误导致专业化养鱼的结构性生产过剩。有了货币与金融市场后，生产过剩特别是结构性过剩问题可能会空前突出。王小二经济是自然经济，引致的生产过剩是局部的。有货币和金融市场的经济，生产过剩一定是社会性的。
在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一个国家保持可持续的高于其它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是经济崛起的关键目标，其中：人口与人口结构是第一位的因素；劳动与资本的边际产出水平的此消彼长的比较是第二位的；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关系与消费与储蓄比例相互影响是第三位的；预期资本收益弱化与资本动态无效率对生产过剩影响是第四位的。
对宏观经济短中长期问题的分析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短期表现出来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短期的，也主要不是中期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长期的。过去10年的超级繁荣期高度浓缩了现有发展模式优点，超级繁荣期的结束，也在时间与空间上集中地一次性地释放了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性。
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因素
广泛的国别和历史经验表明，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更知道中长期宏观经济调整的方向与深度，主动、积极与快速调整往往比被动、迟疑与拖延更有利于长期的稳定增长。
坚定地允许宏观经济以市场化方式进行调整的迫切性还在于，美国充分利用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推动了落后产能、技术及传统观念的加快淘汰，借助于新能源、新材料与计算技术结合的新一代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互联网，开始新一轮高端再工业化过程。尽管我国尚有5～6亿人口进入城巿，以及高等教育走出精英时代进入全民期化过程的城市化红利和人口结构转换红利，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6%～7％的年均增长，但仅凭此不仅不足以推动我国传统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有更大的可能性是强化传统模式的生存空间。
要真正做到使资本收入份额随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而下降，使劳动收入份额随劳动或更确切地说随着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上升而上升，逆转过去30年发展起来，过去10年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趋势，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完成从资本依赖型向人力资本依赖型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与完善发达现代的市场公平竞争精神相一致的健全的法治环境做支撑。
从政策的角度上来看，在实践中，首先需要解决是白发人与黑发人问题。这是一个政府改革，撤除壁垒，破除垄断，加大微观经济活力的创新与创业。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让世界叹为观止的创业潮，年轻一代主导迅速成长的年轻公司，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如今创业一代正在老去，创业潮减退，白发人与衰老化公司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流是可能的。而与公司与领导人正在老化相对应的是，穷则思变的创业动能在减弱，直接结果就是社会流动性降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出现了固化趋势。其二是切实建立一个规范法制的金融体系问题。没有活跃的跨期贴现套利机制，不可能有新兴产业崛起与劣势产业退出。错误汲取金融泡沫破灭的教训会犯更大的错误。因为，相对于完善的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因为价格机制扭曲导致的生产过剩可能会更突出、更严重和更持久；三是政府与创新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政府作用被视为管制，其实依科斯的经济学理念可知，合理的政府行为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最典型的是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组织的三次大科学计划，极大地降低了科学创新成本，迅速提升了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进程。
文章来源：爱思想，转载自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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