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支出200元，经手人是张龙生，大家有没有异议？”

　　一阵沉默过后，屋子里响起稀疏的应答声。“好，没有意见，过！下一项—”

　　周廷平坐在屋里仅有的两张桌子后面，面无表情地听着联村会计的报读。在他身旁，村委会、村支部和村财务监督委员会的几个头头们都悉数到场，跟村里的会计—报账员挤在两张老旧连椅上。会计旁边的桌上摆满了各村的账本，一堆票据，还有鲜红的联村财务印章。

　　刚过完年，屋里还是有些冷，炉子的火没人去生，这座上世纪80年代的老屋一直是村委会的办公地，也是挂片书记周廷平每月必来一次的地方。联村会计正在和报账员对账，每一笔开支，会计都会读出来，没有意见的话，周和这些头头们就只等着最后签字了—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周廷平管着村里的财政大权，签字给钱是他的职责。

　　周廷平管理着东部沿海地区一个小镇范围内的十多个村子，他的直接领导是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联村会计是他的直接手下，还有一个片儿长。自从镇上将各个村的财务权利收上去之后，就把财务印章放在各个挂片书记和片长手里。所以每到月初，他们几人都会召集各个村子的头头们去对账，看看村里花了哪些钱，怎么花的，然后付钱。

　　自从推行村级财政由乡镇政府代管后，周廷平总是能听见底下的抱怨声。虽然“村财镇管”的初衷也是为了监督村级财务，杜绝村干部铺张浪费，乱开支的现象，但显然，对账后付款，只能解决村里现实花钱的需要。

　　“村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来源还欠了许多债务，乡镇这一级政府又没有多余资金，连自己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是会对各个村的资金下手。”一位在镇政府工作了十余年、曾担任数个村子挂片书记的人士说。

　　这些事周廷平也曾从镇上听说过，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沿海地区并不算贫穷的村子，曾因旧村改造和千村并乡运动而欠债上千万。“现在债务虽然已经基本还清了，但是村里该卖的和能卖的已经卖得差不了。”一位年前刚刚退下来的老村支书说。

　　老村支书说，村这一级不算是政府，只算是一个自治单位，也就是村民自治，但村里的财务权利被镇政府给牢牢掌握在手里，现在村里更像是傀儡。

　　被村支书和镇党委书记夹在中间，周廷平这个挂片书记当得很无奈。但他的工作，也只是对账。

　　周廷平说，自从实行乡财县管后，镇政府是一点钱都没有，现在他的工资都是区财政局发放的，但区里仅靠那点税收返还，还不够发工资的。

　　“可以说，每次发工资，镇上都在欠区里的钱。上次镇上得了个奖，奖金1000万，镇上连个毛都没看到，直接被区财政划走了。没办法，以前镇上欠区里太多钱了，镇上一个基金会破产，当时欠账好几千万，都是区政府给平的帐。”周廷平说，镇政府没有钱，只能向下伸手了，我们这里推行的是村级财务由镇政府代为管理，伸手更有机会了。

　　他管辖下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子，整个村全部1000亩耕地都被镇政府租给一个韩国商人，当时被划为旅游项目，三年租地款一次交清，虽然不到300万，但经过镇政府一划拉，到村账户上就只有200万了，但这200万也不是村里能够花的，没有任何自主权。

　　更重要的是，租金款最终也没有全发到村民手里，只给每个村民一年600元的口粮款，让他们出去打工。“后来韩国人跑路了，又留下一堆债务，村里想把地拿回来自己耕种，镇上不允许，希望能借这块地能够重新实现一次价值。”周廷平说。

　　村与镇的交锋，不止一次在基层上演。

　　上述刚卸任的老村支书说，他们村西边有1000亩丘陵地，其中有200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变现，区政府和开放商谈好的价格在每亩10万到20万之间，但是钱到镇政府帐上时，就已经变成4万元一亩了，到了村里又变成2万多一亩。

　　“现在那200亩盖了别墅，对外售价300万一套，而其余800亩还被租了，算上租金，也只是这200亩的销售款那么多钱。最关键的是，返还到村里的这点钱，都不是村里可以支配的。”他说。

　　对他来说，这不是最难应付的局面。最为难的是上级拨给村的专项款，镇政府会扣掉40%，但是镇政府没名义花，于是要求各个村自己将镇政府花掉的钱找名义入账。“我没花那笔钱，在账上还要体现出来，一次就好几十万。”

　　当然，镇上将村里的钱花掉，还是会挂账的。这位村支书说，最后账本挂在了镇上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下称经管站），这是一个农业部直属的指导村级财务管理的事业单位。按他的理解，挂账的意思就是，镇上欠了村里的钱，镇上也认账，但是根本没人去要钱，至少以村支书的身份，很难要回来。

　　“在旧村改造开始的时候，镇上就将各个村的补贴款全部截留，做成借款写上借条，期限是50年，年利息5%。”一位在经管站工作多年的人士说，但过了好几年，镇上也没支付过利息，不管借与不借，钱都已经被截留在镇上了，我们也知道违法，但是没办法，镇上太穷了。

　　镇上欠了村里的钱，到了村里，那就是债务，至少周廷平是这样认为的。

　　“村里的债务现在来看没多大问题，但其实是有个基本数据的，现在各个村少的欠几十万，大的欠几百万甚至过千万。”周廷平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央出过一次文件，要求农民对于村的欠款不再追要，但是在村里会挂账起来，基本每个村都有几十万。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2006年农业部曾下发《开展全国村级债务债权摸底的通知》，通知提到，山西省太原市的村均债务达到89万元。

　　仅据周廷平了解，在他辖区旁边的一个村目前欠银行接近100万，仅村里一家村办企业的破产就占据了债务的一半，那个企业占地不到两亩，银行通过法律手段封停企业后，就一直搁在哪，十多年了，这笔账都没还上。

　　好几次，周廷平都听到底下的村支书抱怨，很多年发不下工资来，村里不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甚至几十年前欠信用社（现为农村商业银行）的钱，信用社因为没法从村里要钱，就从每个村民信用社贷款里扣，一点一点地扣。

　　他援引那些村支书的话说，虽然2000年以后，义务教育有政策来清算债务，但并没有全部清算，为了还债，村里当时卖了两个年年盈利的砖厂，此后替村民垫付各种税费的来源全部都是借款。“现在村镇两级，镇里每年安排下各种任务，从来不带资金来。”

　　周廷平也管辖着一个镇政府驻地的村，原本以前的债务差不多还清了，但进入2006年，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以及千村并乡又开始了，他觉得以前全部加起来欠的债都没这几年欠得多。他说，镇政府驻地村里的30亩地可以卖出1100万，拆迁上楼成本就达到1800万，700万的差距只能通过借债和进一步卖地来填补，不行就只能拉长拆迁时间，等地价上升再卖地还债。

“将来如果还要进行城镇化，新支书会很不好干。我现在虽然不是村支书了，还是要帮着新支书去区里跑土地指标，不然下一步工作根本不用开展了。”前述退休老支书表示，对于各个村的债务，只能指望上级政府了，但是镇这一级政府是不行的，未来村债务的偿还和化解只能依靠更高层政府了。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