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日期： 2020-04-15   

 

作者简介：邢自强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从商业决策角度，全球新冠危机更可能放慢中短期的产业链搬迁，因中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优势尽显。至于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

 

------------------

正文：

 

全球需求衰退和中外复工对比，放缓了中短期搬迁步伐：当前担心疫情引发外商直接投资撤离、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笔者的观察角度与市场较不一样：产业链布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层面的商业理性决定，而这次全球新冠大衰退，实际上短期内更可能放慢企业界自贸易摩擦以来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有二：

 

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接近两年才能恢复元气，回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GDP水平；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则不乏薄弱环节、易被疫情、汇率、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反而更可能延期；

 

二，以TMT产业链为例，不少在多国都有布局的龙头企业，经历了本轮疫情“中国先进先出”，但海外工厂则正身处蔓延的第二波，何时受控则仍难料。中国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向跨国公司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一个半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 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产业链多元化是场长期慢镜头电影，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可对冲：

 

倘若抛开疫情的影响，长期而言，鉴于贸易摩擦风险和成本提高，一些全球跨国企业可能尝试将产业链更贴近其本国市场，并多元化地理布局，规避过于集中于某一地区的风险。但这个过程将是一部慢动作电影，而非一蹴而就，这跟中国产业链的优势韧性和复杂程度息息相关：

 

首先，全球产业链当前的分工复杂程度远甚于本世纪初，供应链调整势必耗时长、难度大、成本高。

 

其次，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促成了产业链的聚集，其规模效应难以被迅速替代。当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的份额大概为18%，相当于中国以外整个亚洲新兴市场的总和。即使这些产业链要搬往别处，可以接纳此当量的经济体选择少之又少；如果是四散在各国，则徒增物流成本和削弱聚集效应，反而有悖于搬迁的初衷。

 

这一规模效应，在短期内被复制的可能性较低：第一，即使面临人口老龄化，中国的高技术劳动力人口依然增长较快：过去五年国内大学新毕业近3400万，相当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大学生数量的总和。供应链搬到周边经济体，面临高技术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情况。而且，即使中国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显著上涨，但比更富裕的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更具竞争力。

 

第二，中国的工业链条更完整。尤其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往往在方圆10公里内可以完成研发、设计、生产、商业化的全部流程。搬到其他国家意味着从零开始，需要上下游整个集群的同步搬迁，初期障碍较大。

 

第三，不仅有高质量劳动力，中国研发能力也日益提升。一些海外企业选择在中国布局，主要看重中中国的研发能力，比如说生产电子元器件和电力设备相关的企业。中国也已经超越日本、美国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

 

疫情之后的中国：城市化2.0、数字基建和加快改革，夯实产业链吸引力

 

至于疫情之后的世界（所谓AC）如何，当前各种猜测不绝于耳，一些观点可能难免将当期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暂时适应性行为和一些政客言论），拔高到永久转变。但有一条始终不变：无论海外风云变幻，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这就是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

 

首先，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而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有助于推动这种潜力释放。笔者在去年的《城市化2.0蓝皮书》中所分析，如能落实户籍土地制度改革，辅以数字化基建，推动城市群集聚效应，未来5-10年中国有望形成5个人均人口1.2亿的超级都市群，规模上相当于五个日本。因此，即使一些跨国企业不再将中国作为单纯加工出口、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其布局战略则可能更多转变为“在中国，为中国” ，即本地市场的吸引力推动对华投资，FDI会呈现有进有出的双向波动，而非一边倒流出。典型的案例包括，特斯拉看好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潜力而来华设立超级工厂、带动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在华聚集；此外，三星尽管将智能手机工厂搬迁（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偏好变化），但却在华重点投资存储设备工厂，来满足中国的智慧城市数字基建开支引致的需求。这些都能部分抵消纯出口型产业的迁徙。

 

其次，针对跨国企业的信息化支出调研，发现如下趋势明显：企业都认为下一阶段的产业更依赖数字基建，即云服务、IoT、远程等。先不论这一判断在疫情之后是否得到加强，当前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新基建上加速，笔者与诸多行业团队分析预计，新基建七大行业每年总计将投资1800亿美元，比过去三年翻了一番，尤其是5G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展开速度在全球领先。倘若数字基建成为疫情后世界的必备，未来中国的商业基础设施或许优势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值得指出的是，供应链的刚性和上述诸多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高枕无忧。相反，逆全球化潮流之下，中国亟需居安思危，落实改革开放措施来夯实对于全球产业链和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

 

第一，加大开放力度，按照已宣布的路线图，在诸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放宽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要求，实施公平透明的竞争性政策，产业政策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让市场对要素和资源配置发挥主要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消费市场的潜力，吸引高水平外资。

 

第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显著提高侵权的惩罚力度。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如今逐步积累了可观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加大保护力度不仅能够吸引外资进一步在华增加高端制造和研发投入，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

 

文章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