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日期：2017-11-2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动能从何而来？关键是要让“老经济”焕发新活力：聚焦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助力优势企业，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促进服务业增长，扩大开放；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同时，也要用好创新前沿的成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激发创新带来的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时期，如何激发发展新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部分来自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新”、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创新前沿的成果。现实地看，大多数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要让“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释放新动能，大体上应着眼以下几个领域。

　　

　　 聚焦基础产业 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

　　 制造业投资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场关注。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中，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直接相关。比如，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依然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其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差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在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因此，可以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在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推动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展开，一是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之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之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

　　

　　 助力优势企业 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

　　 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种态势反映了经济接近底部、转入中速增长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被淘汰出局。

　　 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需要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机制或环境来推动。供给侧竞争加剧就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或环境。在此意义上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供给侧改革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竞争机制起作用后产生的要求。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与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相适应的筛选准则和市场纪律。

　　 适应供给侧竞争机制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所谓“落后产能”，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还是以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去产能，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兼并重组，是让优势企业主导，一加一大于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让好企业背上差企业？如此等等。思路和机制对头，优势企业将加快成长；不对头，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

　　

　　 促进服务业增长 进一步扩大开放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

　　 个性化、面对面服务，对不可编码知识依赖性的增加，是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在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对从业者的知识、技术含量有更高要求；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较多地以公共产品或与公共产品密切相关的方式呈现。尽管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表现出相当高的生产率，但服务业生产率总体上要低于制造业。如何使服务业不过多地拉低全社会生产率，是一个重要挑战。因此，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这些新特点，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提升实体经济效率 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

　　 互联网技术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领域的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潜能。

　　 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形成了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如深圳、北京、杭州等地。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充分展示，多种创新要素汇集、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活跃，技术创新也呈后来居上之势。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

　　 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商业减速或衰落；网约车则受到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互联网金融行业鱼龙混杂，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

　　 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空间，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矛盾。比如，鼓励传统商业搭互联网快车，实现业态转型；通过培训、拓展渠道等，促进就业结构调整。难度更大的或许是监管者需考虑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为惯性，通过监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对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新特点的适应性。

　　

　　 转变增长方式 激发创新带来的增长动能

　　 尽管我国总体上处在追赶阶段，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短，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的势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新材料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高水平技术成果。当然，这些处在创新前沿的成果短期内尚难以形成大的增长动能，但对我国整体技术进步、更快进入创新前沿意义重大。

　　 我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上，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和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场、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当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时，所要求的是增长方式整体性、实质性的转变。在以往的高增长时期，运用的知识、技术、管理等基本上是已知的，可在此基础上组合资源，这正是为什么高增长能够实现的重要依据。而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增长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取。增长方式需要对大大增强了的不确定性作出积极且可持续的反应，增加或强化部分体制机制性元素。比如，认可并保护知识向资本的转化，更加尊重知识产权；延长、稳定科学家、企业家的预期，使之与创新周期相适应；政府对科技和产业未来发展的观点更具方向性、建议性和可调性，把实际选择权交给市场和市场的直接参与者；确保创新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可流动性，实行与时俱进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政策；加强创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公平地向全社会开放或提供。

 

 

刘世锦：中国经济十年增长——老经济与新动能

 

　　 编者按：8月5日下午，由《比较》编辑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课题组、北京基金小镇联合主办的“老经济与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暨《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老经济与新动能》新书研讨会在北京基金小镇北海服务中心召开。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刘世锦就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以及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做了主题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课题组的系列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出版《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系列成果五本。这一研究课题建立了一个研究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测框架指引短期分析；同时根据短期形势的进展滚动修正长期预测框架。在这五年中，每年的主题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带有特征性、趋势性的重要问题。今年的主题是“老经济与新动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触底并开始转入新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回落的过程。虽然经济学界对这个回落的过程有不同解释，但我们认为这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触底，经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

　　 对增长来讲，有三种重要的周期性力量：第一种就是终端需求，即GFP。在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叫做终端需求，主要包括消费（个人消费、政府消费）、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中与民生相关的部分。这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类似于经济学里的库兹涅茨周期，是长周期的力量。过去七年的经济回落实际上主要是终端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逐步在减速。

　　 第二种力量是生产性投资，即GDP中除去GFP剩下的部分。投资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设施房地产，这部分已经纳入GFP，另一部分就是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中周期的力量。

　　 第三种就是存货的短期变动。存货是最敏感、最活跃的。

　　 从以上三方面因素判断，中国经济，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已经触底并转入新的增长平台，主要是终端需求，即GFP已经趋于稳定。而且，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期。稳定增长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它脱离了长达七年的下行轨道，会逐步稳定并进入L型的底部。另一层含义是经济波动幅度比以前明显变窄。过去两年经济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后整个波动幅度可能变窄，进入稳定增长期。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基本稳定，生产性投资不再继续下降，甚至略有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过去的规律，生产性投资应该很快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但是现在，投资者正在观察终端需求到底上升幅度有多大，所以生产性投资是否会有明显回升，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存货从今年已经开始回落。所以目前总的形势处在一个终端需求比较稳定、生产性投资稳定且有所回升、存货开始下降的阶段。

　　 未来，经济增长可能呈现出大L型底边加上小W型的增长态势。所以新平台上增长的波动，更多是由相关指标的边际变动所引起的。

　　 首先是终端需求。房地产是终端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研究了房地产融资增量数据，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房地产融资增量达到峰值，最近几年在持续下降，现在已经到很低的水平上。房地产基本投资在2013年和2014年也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从2016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略有回升，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明显分化，几个大都市群加快成长，实际需求也是在上升的，这拉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需求相对并没有那么大，某种意义上还在收缩。由此，出现了分化。但是，这个小幅回调并不会改变我们关于房地产投资已经达到峰值、总量会逐步下降这样一个大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投资还会减速。未来房地产投资会进入一种所谓的常态，即房地产投资只增长1%—2%，有些时候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已经过去，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在2016年出现了波动，并且也开始下降。在目前的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基础设施在终端需求中占比是最高的。但是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建设已经进行了多年，以后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我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高点已经出现，目前同样面临逐步回调的态势。

　　 今年上半年这一轮经济走强的另一重要动因是出口，但出口已经达到高点，可能会有所回落。而进口与国内的利润走势高度相关，随着目前的利润回升，进口可能会加速。

　　 总的来讲，现在经济处在一个终端需求初步企稳、生产性投资回升、存货回落再平衡的过程。因此，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将基本平稳，有可能略有回落，但是回落幅度不会太大。总体看将进入L型的底边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很可能出现波动，例如，在这个平台上出现第一次回调。如果回调幅度不是很深，新的增长平台将再次得到确认，中国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较强的增长阶段。

　　 之前，我们认为2017年是一个触底验证期，现在2017年已经过半。现在看来，触底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并不意味中国经济触底后会恢复高速增长，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U型或者V型大反转。即使现在有波动，也是在新平台上的波动，也是新平台逐步得到确认的一个过程。L型增长是很正常的状态。我们不能用一般周期性波动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正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新的中速增长。

　　

　　 第二，老经济如何转化为新动能

　　 中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中国现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发达国家一般是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5万美元以上。所谓中速增长期，我们认为从人均收入角度来讲，就是从8000美元到四五万美元之间的这段时期。这个阶段的增长动能，主要还是来自一般意义上讲的“老经济”：一是现有的传统部门提升效率；二是新兴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在经济增长前沿的开拓性创新带来的增长空间，不过目前这一比重还很小。

　　 总之，中国仍处于从人均8000美元到50000美元的追赶期，此时，我们一定要有准确的定位，需要放低身段，认真学习，该引进的就引进，该模仿的就模仿，同时增加创新的部分。但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大部分仍来自老经济焕发出的新的增长动能，怎么焕发出来？必须做好加法，即老经济加上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就是现在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针对老经济如何转化为新动能，我们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竞争。这是现在最需要做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能源、电信、融资、物流、土地等基础产业的效率不高，导致制造业成本过高。所以在这些领域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是目前供给侧改革降低成本的最重要领域。

　　 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成长。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会出现分化，有些企业逐步出局，有些被收购或兼并，其实这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所谓的创新驱动，只有在这种竞争加剧、分化的情况下才能够出现，日子好过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推动转型升级。

　　 三是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为此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带动对内开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现在仍然有效。

　　 四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的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最重要的是从销售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发展产业互联网、物联网。

　　 五是推动前沿创新，挖掘增长潜能，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这几年，深圳、杭州、北京等地已经形成了一些创新中心。应该说，我国在创新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这也会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大都市圈是下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新制高点。

　　 中国今后的中速增长期当中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都将发生在大都市圈，所以应高度关注大都市圈的变化。一线城市加快发展以后，各种资源，特别是年轻人会向这些城市流动和聚集，这导致对住房的刚需上升。但房价上涨至如此之高的水平，也有体制、结构和政策层面的推动因素。首先是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特别是一线城市，这个比重一般低于25%。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但也低于30%。城市建设用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要和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农民的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进一步流转，但是至今仍然未能进入市场。房地产税是整个房地产市场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以及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进程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建设，至今仍然没有出台。

　　 更重要的是，我们既有的城市化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与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有距离，或者相背离。比如对人口的限制政策，虽然一直在限制，但其实也没有限制住。那么，限制人口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核心区人口非常复杂，城市问题相当突出。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房地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比如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推动城市结构的变化，由过去各种资源都集中在核心区域的城市结构，转变成在核心区外面发展大量的小城镇。核心区里的高校、科研、媒体，还有央企都可以出去，在一个个小镇里面形成自己的产业支撑。人们在这个地方职住结合，这些小镇通过轨道交通连接起来，形成新型的核心城市+大批小城镇的城市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要加快，有些问题虽然敏感，如小产权房的问题，但是不能回避，还是要给它一个出路，同时正本清源。要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这是住房制度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措施或者是新的发展领域。另外，房地产税，也要尽快积极稳妥地推进。

　　 大都市圈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大部分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都会在大都市圈里发生。解决大城市的房地产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房地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优先，这才是治本之策。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