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晓刚，男，汉族，江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华人社会科学家。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公共政策学部教授，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ASER）创始主任，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主任，英文SSCI 期刊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主编，国际华人社会学会会长，欧盟研究资助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专家组成员。

2017年12月14号，设在巴黎经济学院内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了由《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等领衔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利用详细实证的跨国比较资料，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呈现了1980年至2016年世界各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研究报告有以下几个发现：首先，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以欧洲为最低，中东最高；其次，各国的不平等状况在自1980年代以来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特别是北美、中国和俄罗斯为甚，显示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在调节收入差距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后，自1980 年以来，虽然当时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经济迅猛增长，抑制了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是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围内呈快速上升趋势。在这一趋势背后，到底是什么经济、社会力量在推动中国发展？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197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是最主要的因素，但这份报告指出，1980年代以来各国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展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是导致收入分配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根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阶段

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重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改革是革新原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开放则从外部引入市场经济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中国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背后的一个主要逻辑依然是体制转型，即从一个以再分配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交换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力量在形塑资源和配资生活机会中的作用衰落，与此同时市场力量在增强。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对不平等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的，也并非一定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的。例如，以测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而言，从1978年到1991年，中国名义上的人均GDP从385元增加到1912元，增长了大约5倍，但是，基尼系数只有些微的上升，从0.317增长到0.341。而据有关学者的估计，1982年和1984年的基尼系数分别只有0.284和0.257。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实际上是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使得处在原计划经济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几乎赤贫的农村居民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相对而言，当时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未推开，大部分城市居民依然生活在单位福利制度体制之下。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大潮来袭，中国的名义人均GDP又增长了将近10倍，但是基尼系数也从1996年的0.39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0.491，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有人把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0.4定为“警戒线”，认为超过这一“警戒线”, 贫富差距的扩大将会引起社会动荡。虽然这种联系并非必然，但是要重视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因收入分配差距引起的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心理焦虑。

无有独偶，中国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与二十世纪末期自由资本主义的滥觞是相伴而生的。我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林宗弘博士，在一篇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文章里，曾经把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市场化的阶段，大约是从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在原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外开辟一块制度空间，允许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体制内引入一些市场的因素。这种条件下的改革，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并没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市场曾一度成为解决体制内不平等的有效机制。例如，早期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居民和城市中无法在体制内实现向上流动的群体（如待业青年）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私有化”的阶段，肇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个体经营有了更大的发展，而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其地位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更被提高到与公有制经济相同的地位，并在其后的宪法中予以确立。这些政策和法律的变化，不仅赋予了原生私有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为1990年代末期的城市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以及农村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扫除了制度障碍。这个进程给予企业原有的经营管理者巨大的机会，将公有资产化为私有。中国非公有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是来自原来公有制经济的身份转化，即通常说的“企业改制”。

从图1可以看出，全国城镇从业人员部门所有制构成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公有制部门的就业人口仍占70%以上；而1997-2003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比例以断崖式的速度下降到30%以下。从1992年到2016年，城市中的私营企业主和投资人也由13.6万人上升2229万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这一“静悄悄”的、可谓之“革命性”的转变，实际上将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划分为两个相对不一样但又具有连续性的阶段。

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原城市公有制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制的解体。1998年以后住房制度改革使得人们大多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单位获得分配的住房，而只能通过货币化的补偿从市场购买，而原通过单位获得的公有住房的商品化也降低了劳动者对单位的组织依赖。其结果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使得是否拥有住房产权以及房价上升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议题。自1996年以来搜集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从1996年不到一半，上升到2005年的78.2%，2011年的79.9%, 2015年的86.6%；2015年有14.12%的城镇家庭拥有第二套住房，13.3%的城镇家庭拥有金融资产 (2005年之后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原来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化， 并覆盖非公有制部门的就业者，进一步消除了工作流动的障碍。不断萎缩的国有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其雇佣行为也越来越与其他非国有企业趋同，而不再作为一个平等主义社会政策的执行者。当然，政府和事业单位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这一特色。

其次，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正逐渐式微。加入日渐扩大的城市非公有部门的劳动力除了原国有和集体部门的转制人员之外，还有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自1950年代以来实施的户籍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户籍制度将一度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排除在社会主义城市福利体系之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制度，农民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从事非农产业。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主要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离土不离乡”的模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自1990年中期之后（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跨地区流动成为主流。他们也为这些地区蓬勃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1992年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7.46%；到200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9.09%；2016年上升到57.35%。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当地城市户口的移民。例如在上海24,876,680的常住人口中，有10,026,686没有上海本地户口（2015年上海人口办数字）。户籍制度控制人口地域流动的作用已经大大弱化，在劳动力市场分配过程中也越来越不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特别是在日益扩大的非公有制经济部门。

最后，中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扩张，也受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和市场化的影响。1998年扩招的决定一方面是为了缓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国内新增劳动力带来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大学也开始被允许收取不等的学费。中国家庭对子女特别是独生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显示这是促进国内消费的有效手段。从1998年到2004年，本科生录取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6.9%，从108万剧增到447万，在校总数也从341万增加到1333万。所以在中国一度曾经出现过一种现象，上大学比上高中还容易（图2）。

在中等教育发展还没有越过瓶颈阶段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机会的突然增加对社会不平等的变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那些连高中都上不了的(往往来自农村或城市弱势阶层家庭)，再多的机会都与他们无关。高等教育内部也日益分化，国家有关部门在资源投入、师资配备上向精英高校倾斜。同时，高考的加分优惠政策又为家庭背景发挥作用打开了另外一扇机会之门。那些来自社会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得特殊待遇，通过免试保送和加分降分，不但能进入更好的学校，毕业后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也会更高，从而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寒门难出贵子”，成了社会普遍讨论的话题，是一个比收入差距过大更难解决的问题。

结语

总之，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背后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市场化，国家从许多经济与社会领域退却出来。这些改革，打破了原有体制的束缚，一方面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加上中国加入WTO， 造就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导向下，社会民生也付出了代价。贫富差距扩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种种问题突出，影响了人民群众从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增加社会冲突。

削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正如 《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的那样，虽然各国收入差距在过去的数十年都有上升，但不同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在其中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冷战以后一路高歌猛进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再盲目崇拜。处在制度转型中的我们发现彼岸并不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需要重新归位，在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中寻找新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达到0.491的顶峰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到2016年的0.465， 无论城乡收入比还是城市住户内部最高收入的10%和最低收入的10%的比例，都在2010年后开始下降。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一宣言预示着党和政府施政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又一个新阶段、新时代的开始。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澎湃新闻

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