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原名林正义，1952年10月生于台湾宜兰县，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1），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78），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2）。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斐然。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这是展现新时代中国开放胸怀的伟大蓝图，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传播中国的理念和经验，助推更多国家实现经济繁荣。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进全球化

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深化了国际分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各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全球化所给予的机会。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普遍陷入低迷，至今尚未完全复苏。与此同时，由于外部需求减弱、产能过剩比比皆是，世界经济转入低速增长，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

主要表现为：一是各国间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为加快经济复苏，各国利益诉求和政策着力点的差异日益显现；二是各国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逐渐增加；三是有些国家和利益群体把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分化加剧错误地归咎于全球化，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顺应并助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与各国互联互通、包容互鉴、互利共赢的时代潮流，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出发，为解决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成为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一股清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以来，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为政策沟通不断深化，中国与相关国家战略对接、协调政策、优势互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为设施联通不断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因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沿线各国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贸易总额加快发展，可为有关国家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因为资金融通不断扩大，突破了建设项目的融资瓶颈，金融合作网络初具规模；因为民心相通不断促进，沿线各国人民往来频繁，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了民意基础，筑牢了社会根基。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成为民富国强的工业化现代化高收入经济体，是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愿望。但是，二战后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迄今仅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从低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到2025年左右，中国大陆可能成为仅有的第三个。1960年时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时也只有13个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原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以及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不能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症结在于，在制定发展与转型政策时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未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二战后，西方经济学界倡导的发展经济学第一版——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主张通过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发展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愿望虽好，但通过对市场施加各种干预扭曲而建立起的先进产业，导致的是资源错配、寻租严重、腐败盛行，最终结果是经济发展停滞、危机频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第二版——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失灵，倡导采用“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消除政府的干预扭曲，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市场经济体系，其结果是推行这种转型措施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绩效不及转型之前。

同期，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少数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发挥了“有效市场”的作用，也发挥了“有为政府”的作用。

有效市场的重要性在于，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中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引导各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和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

有为政府的重要性在于，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赖于先行的企业，政府需要补偿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先行企业是否成功，还有赖于相应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后两者不是单个企业力所能及，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提供这方面的完善。唯有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根据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作用。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年均9.6%的高速增长，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是14.8%。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对外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97%以上出口是工业产品，被称为“世界工厂”。2013年中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5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亿多人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而且是唯一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没有照搬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行务实渐进的双轨制转型。

一方面，对转型前建立的、违反中国当时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但关乎国防安全和国际民生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放开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迅速变化，使得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为深化改革、消除政府保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了必要条件。

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成功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在全球化过程中，抓住了东亚经济体工资水平上涨、产业结构调整的窗口机遇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实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经济向现代化制造业强国的飞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占世界经济比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世界要承担的责任也就越来越多。中国文化一向强调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中国从一个低收入的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上而且可能很快成为高收入的国家，对于有相同命运的发展中国家，理应有新时代的大国担当。四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创举。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中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成功经验为基础的全球化方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具备四大优势：

一是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方面，中国的产量超过世界的一半以上；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施工队伍，在国际上可以最低价格提供同样的基础设施。

二是充足的外汇储备。中国大约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以往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或股票，但美国政府债券基本为零利率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股市泡沫又十分巨大。在此状况下，外汇储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率更高，而且未来中国每年的外汇储备还可能继续增加，有足够的资金作为种子资金动员主权基金、退休基金和金融市场上的其他资金，投资于“一带一路”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之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落后导致的发展瓶颈，十分欢迎基础设施投资。

三是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最大的出口国。现在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需要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不及中国的一半，是承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好地方。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这些国家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为其创造就业、增加出口。

二战后的经验表明，只要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就能取得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二战后取得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为发达国家带来了不断扩张的市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时，其制造业雇佣人数的总体规模是970万人。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海外转移时，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的规模是230万人，中国台湾是150万人，中国香港不到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中国制造业雇佣人数则高达1.25亿人，其中劳动密集产业就达8500万人，能够有足够的机会让“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四是中国发展理念的优势。目前的发展经济学一般都来自于发达国家，通常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就主张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的，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出发点非常好，但由于未考虑本国国情，效果都很差。中国的经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正确地认识自己，也正确地认识别人。

正确认识自己，就是要客观全面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条件，包括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条件；也要了解以前和现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等等。

正确认识别人，就是要对世界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做出系统分析，并对自己国家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可比性、差异性、互补性等做出客观判断。尤为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相对比较优势及其阶段性特征，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能简单照搬模仿其他国家，尤其是条件和自己不同的发达国家的理论、政策和经验。

我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反思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总结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在于，同时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地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必将为全球各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劲的正能量，充分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89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