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日期：2017-10-30

中国经济形势增长速度为什么放缓，过去看数据曲线，20年前人口增长和20年后经济增长的曲线高度相关，那是黑箱式的表达。我们后来发现影响最大的是消费，当期新的人数减少和消费之间差距，导致当年的消费损失。计划生育相对减少的人口给我们带来的消费损失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为什么生产过剩？经济主力人口减少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2015年当年因生育管制减少新增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079.10亿元，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0.49%。实际上，人口减少时间越长，越有一个人口的累积减少效应。2015这一年中，累积人口减少，造成的消费损失约为58002.14亿，是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26.29%。。

　　人口迁移受阻也导致收入差距，我们算了一下，户籍居民2016年的平均收入大概是3.7万-3.8万元，非户籍城市居民、农民工大概两万多元，农民的收入是1.3万元。我们市民化、城市化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是不一样的，有“青出老回”这么一个流程。

　　怎么能把迁移的损失算出来？以前刘易斯的模型，还有舒尔茨的模型都是人口流动和迁移怎么加快经济增长，我们按照标准值和滞后值模型之间差额计算了市民化、城市化滞后造成的收入、消费、GDP的损失。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人均GDP水平相当于中国2016年8000多美元水平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为70%，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为15%；中国市民化水平为41.2%，偏差28.8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市化为57.35%，偏差12.65个百分点；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为27.7%，偏差12.7个百分点。GDP损失最大的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受阻，按标准值农业领域多“窝”了一亿劳动力人口。

　　人口市民化的滞后，错过城市化人口的积累，特别是农业就业比例的过高，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了大面积的农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并且有积累效应。2016年城市常住人口收入的收费率大概是67%、68%，但是农村的消费率是82%，也就是收入100块钱消费82块钱。我觉得大面积的低生产率、低消费、低收入的农村，它有累积效应。另外，我们还计算了城市化人口。有些经济学家计算我们城市化率很低，我们如果城市化率提高到75%，还有非常强劲的推动力量；但是城市化是有窗口期的，人的一生有通过人口迁移成为市民的窗口期；2015年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达到7642.96万人，为总人口的5.6%；

　　未来城市化推动增长不再可用的人口部分，如果不能及时迁移，会越积累越多。20岁、30岁、40岁的时候不让他进去，50岁了还要城市化这是不可能的。这个部分如果继续堵着它就越积越多，我们通过一种标准值和一种模型的构建把这个算了出来，占总人口已达5.6%。

　　1985-2015年间人口流动限制带来的消费损失。2016年这三个群体，户籍居民、非户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他们人均消费支出有差别标准，按照受阻的当年损失的消费，加起来4万多亿元，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百分之十八点几。

　　实际上，中国财富和收入特殊的差距拉大与消费需求损失，高收入者的投资率高，但是消费率很低，低收入者消费率很高，但是他收入绝对值不多。中国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主要是土地和房地产效应引起的。农村的土地因不能交易没有价值，城市征用过去，建设房屋加上央行投入货币，银行贷款财富的溢价速度非常高。所以，我们计算了大量的城镇房子，以及它的价值，但是没有办法用一个模型把它到底损失了多少消费算出来。当然，以后可能会就此再进行研究。这一框架中，国民收入、财富分配分配向上流动和集中，低收入者最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最后导致生产过剩、经济衰退，实际就是经济增长放慢。这个理论的模型也可以构建出来，但是拿不到数据。

　　还有的影响是什么？政府的收入比、居民收入比，还有分配问题。我们最高的居民收入从1980年一直到2015年，居民消费比从50%多一直到38%，降了10多个百分点。

　　一些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都是在40-70%之间，中间55%左右。按照上述框架推导这次生产过剩是什么原因——第一，计划生育减少人口较多；第二，人口迁移受阻，本来他到高收入的地方去，现在窝在农村，收入低，消费能力就低，消费塌陷；第三，财富越来越不均导致低收入的人消费能力不足。另外，政府分配相对多，综合作用导致生产过剩。最近有一个经济学家说，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不敢苟同。应该要进行国际比较。我认为，生产为什么过剩了？就是消费需求问题。我们原来过剩但出口了，现在生产能力在这儿，出口放缓，过剩在家里，也就是说生产能力、居民消费能力之间发生了不平衡。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资本集中和技术进步使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而经济主力人口及其消费人口相对收缩，居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国际一般消费占GDP水平低了至少15%以上，制造业几乎全面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总之，资本集中和技术进步使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经济主力人口及其消费人口相对收缩；居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国际一般消费占GDP水平比较低15%以上；制造业几乎全面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结论：由于居民大众收入水平提高相对慢于资本集中和技术发展生产力的增强，加上人口收缩、人口迁移受阻，发生了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型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传统经济政策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困境

　　凯恩斯财政扩张促进增长方面政策效应的弱化，过去我们投资一个亿有40%-45%转化为工资，现在投资一个亿转化率只有15%，最多25%转化为工资，转化为消费能力的效应减少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当想法扩大投资需求，特别是政府要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装备的技术进步和替代劳动力，政府基建投资劳动报酬比率的下降，对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弱化；负债率的上升，特别是地方政府负债率的上升对金融体系稳定性有影响；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还本付息压力，使政府的投资能力下降。

　　对于货币政策促进增长方面的问题，弗里德曼提出了中性货币政策，但各国都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性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消费能力功能较弱；各国用短期内有时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增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人口增长和结构正常，收入分配较正常时，消费品物价过度上涨；人口增长放缓和结构老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资产价格上涨，后者更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印票子来，但是如日本一样，印不出花钱的人来。

　　传统供给经济学派的政策在促进增长方面也有问题。中国，包括全球发达经济体，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突飞猛进；人口在收缩老化；居民间收入差距在拉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这与当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的情况不一样。传统普惠式减税，特别是给企业普惠式减税，只能使资本利得更多，收入差距更大，生产更加过剩。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新的时期，资本和技术的分配能力在增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在下降；需要从过去的营改增结构性减税，转向对中小微观企业、劳动密集性企业等减税清费降社保，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一定要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过去是传统性结构性减税，是普遍减税，给资本减税扩大消费需求的，用处不一定比给劳动就业这类的中小微企业减税作用大，而要提高它的收入消费率把生产过剩消化掉。实施新的财政扩张政策，把基建的一些投资能不能投入到民生上，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扩大他们的消费需求能力。

　　中国原来推动经济从下行转中高速增长，第一次、第二次完全不是用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第一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二次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行个体私营经济改革。第三次经济下行转变到上行，是因为加入WTO，我国把制造业投资领域全面放开。现在如果认为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减税政策就能将经济增长放缓扭转为上行，我觉得很难，就只有依靠改革。

降低成本的配套改革、土地和城市房地产这些不动产产权和市场配置改革要加快。通过知识产权和技术市场配置改革，生育体制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让人流动起来。结构转型应当既升级转型，又扩大就业，因为有的结构转型是消灭就业的。再就是盘活资源，提高效率，扩大增长空间改革，最后也要有适应于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体制改革。

文章来源：财新网；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7-10-30/1011628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