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稻葵，1963年12月22日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至1986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1992年至1999年任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7年至1998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1999年至2004年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以及大国发展战略。

13年前我回国工作，当时的一个基本想法是以后的研究应以中国话题、中国视角为主，而非简单延续国外同行的研究课题和方法。过去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历代经济大图像，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仅是了解局部的经济现象，如江南的米价波动、江南运河修浚等等，顶多是瞎子摸象。只有全面了解自己的过去，一个民族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今天。而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是了解这个民族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

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两个新发现

过去十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能帮助清华经管学院培养、建立一支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他们专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大图像，其中包括如今在北大经济学院任教的管汉晖，在中央财大任教的伏霖、金星晔以及在证监会研究中心任职的石锦建。我们的团队系统测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问题。这对了解我们自身、了解历史上的中外对比起到关键作用。最近我们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布劳德伯利教授合作，比较了历史上中外的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在较高水平上波动，清代则呈下降趋势。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本、土地的积累速度。在将近900年时间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这一下降没能被粮食亩产量的上升所弥补。换言之，人均占有的土地量、劳动工具包括牲口数量是下降的，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

第二，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北宋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到1300年左右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之前，虽然中国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已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前已经开始。这一发现与以上人均GDP逐渐下降的发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国家进步是重要的负面因素。

较之国际同行更为科学严谨

这些发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些关注，但重要性应该还未被完全意识到。最近英国《经济学人》以及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杂志对此进行报道，之后才反馈到国内，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议论。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说明。

这个项目是一个长期、系统、艰苦的研究工作。我们用生产法测量中国古代GDP总量、人均量及结构，测量的基础是相关朝代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记录。比如对于明朝，我们使用《明实录》、《万历会计录》、地方志等史料进行测算，这些史料对人口、粮食以及手工业(包括陶瓷、纸张、生铁、铜等生产量)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宋代的数据则来自《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事实上，中国在这些方面历史数据的记录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正是得益于中国历史数据的完备性，和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或数据完备性上远远领先。

据此，我们不同意中国经济史“加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清代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领先的。我们的数据比“加州学派”更全面。同样，我们也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结论，他认为中国人均GDP在宋代从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这一推测与我们的研究结论完全不同。麦迪逊已于2010年去世，在那之前，我们与他有过多次通讯来往，仔细请教其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的基础性假设。他通过电邮告诉我们，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估算假设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均GDP水平，然后乘以人口数量得出经济总量。相比而言，我们使用具体数据进行严谨计算和检验，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但应该说比麦迪逊的估算前进了一大步。

研究历史是为了解现在展望未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人说，我们的发现证明中国历史上并没那么强大，或者说中国历史上并没那么辉煌。这些解释都不准确。我们的发现是说中国人均GDP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只是从公元1300年左右开始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开始落后于英国，这并不等同于说中国在历史上没有那么辉煌。相反，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加早熟，古代社会达到人均发展水平高点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早，中国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也早于世人之前的认知。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比之前认知的更加早熟、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更早？学术界对此有许多不同观点，这显然超出了我们基于统计数据研究的范畴。而我个人倾向于做如下解释：一、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统一的国家，历史上西汉时期就已达成这种统一。二、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也相对成熟得非常早。三、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没有受到太多外来者的侵占和攻击。因此，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一个意识形态相对统一、政治经济体制相对稳定的大格局。

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早熟使中国的经济很快达到其增长的潜在水平，进入稳态之中。同时，由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医又有较为发达和成熟的保健和保障生育技术，所以人口增长很快。这样一来，中国很快形成一个大而不强、稳定但又相对脆弱的帝国形态。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而是说明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较早熟、比较独特的一支。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中国如果没和外界发生直接的交流和冲突，就不可能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下降，导致劳动力持续过剩，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需求不足。尽管在中国个别地区如江南地区人均GDP相对较高，但难以想象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局部地区出现资本主义体制，而整个国家仍然是封建体制的状态。

目光转向今天，中国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生命力，这种自洽、稳定的文明体系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迸发出自我革新和自我变更的强劲动力，发奋自强、以夷为师，不断探索，最终带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成绩。

研究历史不仅是为了揭示我们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展望未来。研究过去让我们懂得我们自身发展历程，也让我们倍加珍惜当今盛世，从而转化为激励我们不断改革、开放、创新的动力。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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