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立平，1955年生，辽宁绥中县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留校任教于社会学系。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概念和理论。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出版了《断裂》、《失衡》、《转型与断裂》、《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等著作。

如何认识当今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我将其概括为下面这三点：高成本、收缩型、不确定性。

先说高成本

先看最近的一则报道：2017年3月—5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实地调研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进展、成效及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8月1日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

报告调研了14709家样本企业，发现这些样本企业近三年的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超过100%，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国有企业情况堪忧。2014-2016年，样本企业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这表明企业成本水平已经超过收入，企业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极限。

实际上，在最近十年中，高成本已经在成为中国经常谈论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发展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低成本：劳动力价格低、土地价格低、能源原材料价格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引进和模仿上的后发优势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几个重要方面的红利已经吃完：人口红利已经吃完、资源和环境红利已经吃完、全球化红利基本吃完、体制变革的红利基本吃完、后发优势的红利基本吃完。我们开始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这个高成本有的是可以通过体制的变革化解的，有的是必须承受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收缩型社会

收缩型社会这个概念，是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李红刚提出的。李教授之初，由于人口的变化，我们进入一个“收缩型社会”。

李教授说，我强调“收缩型社会”这个概念，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而是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总体发展趋势，强调由于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其中人口变化是主导因素。

人口变化导致的社会收缩，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这个过程其实在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多年。从有关的研究中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过程在如下几个方面将会造成的影响：

首先，收缩型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李红刚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经常说日本经济“失去的25年”，什么是最根本原因呢？很重要的就是人口减少驱使其进入了收缩型社会。这就是日本的“新常态”，25年前就进入了这个“新常态”。

其次，社会的养老负担会大大加重。多年前人们就在谈论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将来中国社会养老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这当中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之外，还需要注意两个因素。一是我们并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发生的自然而逐渐的老龄化过程，而是由计划生育一孩化导致的人为的、陡然的老龄化过程。二是将来医疗技术发展，生物技术发展导致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将会极大地加剧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

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李红刚教授指出，随着我们进入收缩型社会，我们政府收入增长会明显慢下来，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财政税收政策。特别是要削减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费用和投资支出。这本质上是要求我们在收缩型社会要缩减政府：既要缩减政府规模，也要缩减政府行为。我们需要非常清醒，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高度不确定性

前些年我就一直在讲不确定性的问题（见孙立平：未来的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http://www.aisixiang.com/data/81929.html）。当时讲的主要是改革以及中国社会走向的不确定性。而现在，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就以经济领域为例。原来一个企业或起个行业的衰落，总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给了人们预测的机会。而且，其间也有明确的规律性。但在今天，一个很好很大的企业，毫无征兆地说垮就垮了。一个行业说被颠覆就被颠覆了。

最近看到朱嘉明教授为一本书写的序言《超级不确定性时代和"商业理念”》，其中的一些观点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加深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识。

朱嘉明教授认为，人类现在所处的“不确定时代”，其实已经是“超级不确定时代”（ The Age of Super Uncertainty）。所谓“超级不确定时代”最大特点是系统性的不确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或者说，不确定性的显现系统化。“超级不确定时代”的机制有：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例如，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技术在内的不确定性；包括有限理性在内的主观不确定性；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发生的不确定性；还有博弈的不确定性。此外，不确定性可以自我发育，人们在解决不确定性过程中，不确定性很可能不是减缓而是加剧。

朱嘉明教授指出，就商业活动而言，超级不确定性至少会提出三大挑战。第一，失去稳定的“参照系”。他说，直到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人类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从产品、服务、财富标准，交易模式到经济组织，都有着稳定，甚至经久不变的“参照系”。但现在这些参照系都在被打破。

第二，捕获“拐点”日益困难。在今天，因为参照系的崩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创业者的路线选择、资本的推波助澜、外部环境的影响，均会施加于拐点，使得拐点的分析最为困难，需要拥有行业洞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传统“商业逻辑”陷入混乱。表现为商业活动的要素在发生变化，商业活动的成本结构在发生变化，商业活动的交易秩序也在发生变化。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转载自孙立平社会观察

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425.html